返回>>>《文风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梁衡著

在中国历史上，凡社会变动都会伴随着文风的变化。这也好理解，文章、讲话、文艺作品都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要服从内容、表现内容。一个人在戏台上穿戏服，在球场上就穿运动服，服装随着动作内容变。正当十八大闭幕不久、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之际，各方面的工作都待一变，文风亦有一变。

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和时代之风。 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渗于根，发于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上而发于下，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人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所以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清算”和反对“党八股”。

远的不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三次大的文风问题。一是1958年及之后两三年的浮夸之风，上面讲大话，“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上登亩产几万斤，机关炼钢铁，公社办大学，文艺作品口号化。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之风，全民处于个人迷信、政治癫狂的状态，报纸成了政治传单，文学作品“高、大、全”，舞台上只剩下样板戏。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文风了，习近平同志概括为“长、空、假”，他说：“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58′之“浮”、“文革”之“左”、现在之“假”，这是我们60多年来的“文风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58′之惩是饿肚子、死人；“文革”之惩是国家濒临崩溃；现在“长、空、假”之惩是信任危机，离心倾向加重。所以十八大新班子一开始就疾呼整顿文风，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作风。

1958年刊登亩产三万多斤的《人民日报》

文风，望文生义，一般地可以理解为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凡是经文字、语言、艺术等手段之传播而成为一种时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风。文风的范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与政治、行政关系密切的文件、讲话、会议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二是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节目；三是出版或上演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文风与社会政治走向，特别是与主政者的好恶关系极大，所以文风的倾向最先反映在与施政相关的第一类文字中，再从第二类到第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