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者，往往行坚；志高者，常常言谦。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人。当年，他在写给被羁押在牢的好友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不仅在信始道“请略陈固陋”，而且在信尾言“故略陈固陋”。这不能仅仅看作是文字的前呼后应，而是大有深意在，大有意味品。
　　“略陈固陋”者，即简略地陈述自己庸俗浅薄之见也。但通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谈何庸俗，简直如天象；谈何浅薄，简直似地藏。在这篇短短的书信中，他不仅以无比愤激之情，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隐忍苟活”的原因，而且表达了自己完成《史记》之书写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让人读之难忘怀、激人永向上的观点。
　　譬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既提出了“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的情理观，又提出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 尼厄 而作《春秋》；屈 原 放 逐，乃 赋《离骚》；左 丘 失 明，厥 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 非 囚 秦，《说 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进取观，还提出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观，更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