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消费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相关。在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由于各地鼓励投资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增长速度来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并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对高速度的依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因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改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必须提高消费率。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的家庭消费率不足40%。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7%。由储蓄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一边际推动力。

当前我国消费率低、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