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孙杨而言，他为什么在成名之后会与师父反目？在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之前，教练和运动队是否发现了运动员在思想、行为和需求等方面逐渐发生的变化？运动队是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还是有积极应对的准备？

　　钟秉枢表示，中国的运动员并不像国外运动员那样是“个体户”，国外运动员的成长完全由个人、家庭负责和决策，如果运动员身上出现什么问题，个人的原因肯定占了很大成分。中国的运动员是在“举国体制”的大树下成长，“举国体制”为运动员提供了所有必需的成长条件。因此，运动员的训练、生活都要靠组织安排，基本上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但运动员不是没有个人需求，尤其在中国体育明星的社会影响力、商业收入水平与日俱增和国际视野日渐开阔的今天，当运动员取得了较好的运动成绩和较高的明星效应后，他们必然会在商业回报、社会交往、自我管理和竞技水平继续提高等方面有更多的想法。“我们现在的运动队，在如何满足运动员更多的个性需求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钟秉枢表示，“像孙杨这样的明星级运动员，他需要在如何丰富社交经验、应对媒体和赞助商、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等很多方面，获得更多的知识和帮助，但这种知识和帮助，对于国家队大多数成绩并不太突出的运动员来说，又不是必需的。因此，国家队未必会提供。其实，只有进行分层管理和区别化对待，同一个集体里的不同运动员才能各取所需。”

　　现在，中国运动队的管理方式，总体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在训练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差异，但在综合素质的培养和人生规划的指导等方面，仍然执行着“一视同仁”的制度。“可以想象，一名奥运明星与一名普通运动员在社交技巧、媒体应对和人生目标设定等方面的需求，完全是不一样的，运动队是否应该为不同的运动员在获取不同的知识和帮助上提供不同的保障条件？如果孙杨在成名之初，就开始并持续得到了相应的指导和帮助，今天的孙杨或许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无论是2011年夏天被开除出国家队的王濛，还是现在遭到浙江队处罚的孙杨，一个人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致使过错发生的原因，或许并不完全在运动员身上。

　　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在短时间内可能很难改变，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外界对废除“举国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体育总局仍然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的发展目标。即便如此，如何坚持和完善，也要落在实处，绝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至少，在如何为运动员提供差异化管理和帮助上，应当有所改变。

　（北京2月5日电 记者 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