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浙江永康人，1933年生，1950年参加工作，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师，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弘一大师书法

佛教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真理，一是提升道德。

法藏大师（643—712年）

独乐寺的十一面观音像

慧远大师（334—416年）

演讲人：方立天 时间：2012年秋季论坛 地点：什刹海书院

我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者，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反对者，而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大学老师。我想跟佛教有关的大概有这样几类人：直接有关的就是佛教的信徒，第二类就是研究佛教的一些学者，第三就是佛教部门有关的行政官员。

佛教学术界研究佛教的人是怎么研究的？他们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怎样？可能对我们信仰佛教的朋友也会有参照价值。

研究中国佛学的因缘

我与佛学研究有三点因缘：传统影响、理性选择和个性爱好。

我是浙江人，1933年出生，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做教师。

当时哲学系对老师有两条要求：一是从先秦到近现代中国哲学史要会通讲；二是要确定哪一段哲学史作为你的重点研究方向。当时很多人报了先秦、两汉、宋明、近现代，但魏晋南北朝、隋唐几乎没人报。这一阶段除了儒学以外，还有佛教、道教，宗教内容比较多，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政治舆论环境中，道教、佛教研究都被称为“险学”，但我还是报了这一段，而且决定先研究佛教。

当时研究佛教有三个困难。一是内容庞杂，历史很长，派别很多，要想系统、全面地把握佛教思想史很不容易；二是佛教有很多概念，它的文字我们大多认识，但它的意思有特定的内涵，不易了解；三是佛教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一般的思维方式不同，是通过排斥而肯定，通过否定来呈现事物的真相，通过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然后就是那样来认识事物，与儒家注重现实的思维很不一样。虽然困难不少，但我最后还是确定把佛教研究坚持下来。

我觉得我与佛学研究有三点因缘：

一是传统影响。浙江一直是一个佛教大省，佛教的禅宗、天台宗等在民间影响很大。我母亲就信仰佛教，我就读的那个小学和一座庙相连，上完课我们就跑到庙里去玩，去看佛像。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不到成年就走了，母亲希望观音菩萨保佑我活下来，就说我是观音菩萨生的，并把我的小名“观生”贴在关公像后面，这把我和佛教的感情拉得很近，好像我和观音菩萨、关公老爷都有一种特殊关系似的。这很可能是影响我研究佛教的一个内在基础性的原因。

二是理性选择。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在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当中，对中国佛教也有了一点了解。认识到佛教内容很丰富，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关系密切，很值得我们研究。

三是个性爱好。我比较喜欢研究、思考冷门的问题，不太喜欢研究大家都研究的、都有兴趣的东西。佛教当时当然是不被大家重视的一个学科。我就想，别人不研究我就去研究。只要克服了困难，就会取得学术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