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钟敬文，在狭窄的书房里完成了最后的思考和写作。

钟敬文（左）与启功。

求学扶桑

逆境奋起困厄不改志向

遭逢困厄不改志，坚毅苦学成大器，这浓缩在民俗学大师钟敬文的学术路上。1928年，一心沉浸在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却招来横祸。学校保守势力借口他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掺杂“猥亵”内容，解除了他中山大学的教职。

蒙此不白之冤，钟敬文并未就此消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闯将刘大白得知后，慨然相助，将其介绍到杭州工作。经此一劫，钟敬文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学术事业第一个黄金时期。

西子湖畔的美景勾起钟敬文的诗人情怀，他笔下文思泉涌，大量优美散文小品挥然而就。1929年和1930年先后出版《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文辞静默、意蕴深远，在文坛成为闪亮新人。其散文成就，收录在其后由郁达夫编著的《新闻学大系·散文二集》（1936年）中，被誉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与笔下绵绵不绝的诗文同时喷薄而出的，还有钟敬文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更上层楼。

1930年春，钟敬文与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人发起，在杭州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钟敬文在学术上迅速成长为栋梁之材，组织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他还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及至多年后，分隔台湾的民俗学会还一直尊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一脉为国内民俗学滥觞。

1934年，为进一步深造民俗学、文化学，他抛下教鞭，携夫人陈秋帆东渡日本求学。在早稻田大学进修的两年时间里，正是日本民俗学确立的重要时期。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创办了乡土研究所，发表了“日本第一部民俗学概论”，钟敬文眼界大开，如饥似渴学习日本和欧洲民俗学、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此外，他向国内学术界发表译著文章17篇，涉及日本民俗学发展、俄罗斯民谣、朝鲜产育迷信、法国民俗学等方面内容。

求学扶桑，让钟敬文在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几个领域钻研下去，成为其日后学术思想的几块基石。留学末期，他深思熟虑后写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这篇重要的学术文章，首次向国内学界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个全新学科概念，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贡献。

“时危抉笔赴军门，慷慨为文气薄云。”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钟敬文没有做一个躲在书斋的学者。1936年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局势严峻，此后动荡的十余年，他不得不暂停学术研究，挟笔从戎投身抗战文艺创作，创作战地报告文学、编辑《新军》杂志。他陆续结识朱自清、乔冠华、柳亚子、叶圣陶、郭沫若、秦牧等文化名人，以如沸豪情创作文章支持抗战。

在时代漩涡里，钟敬文逐渐放弃了可以迅速成名的文学创作，毅然走向“冷门”的民俗学研究，他清醒地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选择了一个终身的方向——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历千辛而不辍，尝万苦而自甘。钟敬文对人生和事业的选择，表现出一种“殉道精神”。他曾说：“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

“移山追日君莫笑，顽石难消一颗心”。老友俞伯平曾赠诗钟敬文，对他身上这种对学术走火入魔般的痴情感佩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