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2)社会类

　　28 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进入转型陷阱。转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研究报告，2012年2月)

　　29、中国已陷入两个“超低生育率陷阱”

　　如果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为“超低生育率”，2000年至今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已经低于政策性低生育率(1.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已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观念转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陷入的是“超低生育率政策—文化的双重陷阱”。面对纷至沓来的人口风险，留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大概只有15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

　　30、“城市化陷阱”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对于土地短缺的假设，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农业主产区和边远地区可以适当慢一些。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作者网易博客，2012年6月14日)

　　31、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如果是指将两个制度立即并成一个制度，恐怕只能是画饼充饥，结果仍可能是原地踏步。因为若将机关事业单位优厚的退休金迅速削低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水平，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若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立即提升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的水平，也会引发讨论。无论在哪种制度下都应当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要再做试点，而是直接全面启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光明日报》，2012年4月20日)

　　32、司法改革应向世界主流看齐

　　总体而言，中国司法改革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可称为趋同路线，就是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基本趋向走向一致的改革。另一条可称为趋异路线，就是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应保持距离，强调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由此而产生的具体改革措施就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二，是“只服从法律”，还是“三个至上(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是司法上的审判员，还是国家的公务员;四，是法律精解者，还是社会工作者;五，调解是手段，还是目的。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世界的主流保持一致，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实为倒退!——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33、维稳方式需要根本性变革

　　从现代世界各国及国内发生的问题看，维护社会安定，首先要对极端宗教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进行的危害生命、制造混乱、分裂国家的恐怖活动进行打击。其次，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在经济建设中，要合理公平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用调解和司法手段处理矛盾，禁止强征强拆、随意动用警力甚至黑恶势力参与征地拆迁。再次，政府的行政和执法，特别是征地拆迁、污染事故处理等方面，要公正、公开、透明和接受民主监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保持长久的社会安宁，人民信访制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维护稳定的方式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经济参考报》，2012年5月23日)

　　34、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

　　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要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意味着要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公民的社会实践，创造条件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强的能力来实现社会参与，其中既包括政治性的社会参与，亦即履行公民权利、行使公民义务，也包括非政治性的社会参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和私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文汇报》，2012年5 月23日)

　　35、农民“新命”：公民化

　　就农民工来说，政治民主问题非常突出。在新的城市社区，他们不仅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文化认同，而且需要建立新的政治认同。这样，他们的行为和预期才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解决二元体制不仅仅需要新的社会政策，如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政策，也需要统一的政治体制，实现原市民与新市民政治权利的一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中国乡村发现》，2012年2月7日)

　　36、提升社会福利要“小步走”

　　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国家相比，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这与社会分层有一定的联系。全民高保障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就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而言是远远不能承受的。从各国规律来看，福利增长都是一路上扬的，要是把福利增长速度降下来，政治上就要遇到很大的挑战，西方国家很多政府下台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之间的关系，福利要小步走，要符合福利增长的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北京日报》，2012年6月21日)

　　37、所谓再分配有误区

　　财富只能来自生产、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满足平均主义惟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一想到什么东西都找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这个关系完全颠倒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争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改革》，2012年第9期)

　　38、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

　　新型城镇化有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就是从过去比较重视速度到今后速度与质量并重的阶段。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应该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集约发展、多元形态、三化同步、两手结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所谓集约发展，就是不能像有些国家那么浪费土地;多元形态，就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不能都是大城市;另外，三化同步，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两手结合，是政府和市场都要发挥作用，不能由政府压制市场、也不能由市场压制政府;另外就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广州日报》，2012年11月12日)

　　39、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

　　根据我们的测算，2012年是(人口红利的)最后一年，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到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如果我们有紧迫感，能早点认识到问题所在，帮助培训农民工，提高他们的技能，就能促进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延长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4月11日)

　　40、中国养老应该扩大市场的作用

　　在养老方面，从国家和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市场的作用越来越被忽视，越来越小，越来越受到排除和歧视。在养老问题上，市场是要发挥作用的。中国应该扩大市场的作用，重提市场改革，否则的话，我们要走回头路，这是国家社保模式和福利模式的选择问题。在顶层设计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严重失衡，可悲的是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这些失衡的恶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东方早报》，2012年3月16日)

　　41、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应脱节

　　城市化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家属。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城郊农民，也不是把几个村并一个村盖上楼，那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19日)

　　4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职责

　　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很不好，是“哑铃状”，不是“橄榄型”的。我认为国家要承担起这样的职责，一定要探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定要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还要相应地进行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职责。国家就是要充当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中国政府创新网，2012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