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的自传中说：“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抱，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苏联特权阶层不仅享受豪华、宽敞、舒适的别墅和特供物品，而且还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叶利钦在其自传中叙述道：“医疗设施——这是最现代化的。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致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但医院的医生由于害怕负责任，什么问题也不敢自己解决。一定要召集5个、10个，有时甚至更多的专业水平高的专家进行会诊……当你成了政治局里的一员之后，你的保健医生必须每天给你检查一次身体。这个医生的头上似乎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他没有职业上的和作为一个人的自由。”

苏联特权阶层还享受特殊的警卫服务，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特殊警卫服务仍然存在。叶利钦在其自传中的叙述证明了这一点：“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每当政府的‘吉尔’车队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沙沙地飞驶而过时，莫斯科人通常都停下脚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此刻需用敬重的目光瞧一瞧坐在小车里的人，而是由于这确确实实是个令人有强烈印象的场面。‘吉尔’车尚未来得及开出大门，沿途的各个岗亭就已经得到了通知。于是，一路绿灯，‘吉尔’车不停地、痛痛快快地向前飞驰。显然，党的高级领导们，忘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信号灯、红灯这样一些概念。”

苏联特权阶层腐败的危害和后果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蜕化变质、搞腐败的既不是基层的普通苏共党员，更不是普通的苏联老百姓，而是占苏联党员总数极少的特权阶层，正是这一阶层在日复一日地享受着特权和特殊服务的同时，也在日复一日地疏离着苏联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实际腐败行径消减着苏联人民对苏共和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信任和信仰，蛀蚀着其执政根基，强化了苏联人民对苏共及其政权的冷漠和仇视，直至苏共及其政权最后覆亡。

苏共党内占党员总数极少的特权阶层的变质和贪腐，致使整个苏联共产党乃至整个苏联人民为他们的贪腐埋单，这不仅是苏联历史的悲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败笔。
　　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时期所形成并且被其继任者们日渐固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在起作用。这一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特点主要是高度集权，实行一党制，党内又实行领袖集权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职务终身制，权力监督和民主集中制缺失，意识形态长期僵化，党内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盛行，以党代政，且不关注民生。

正如叶利钦在其自传中所分析的那样：“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都属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因此，“你也就会越来越顺从，工作越加卖劲”，因为“拍马屁和惟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

正是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体制的作用和保护之下，苏联的特权阶层才得以产生和存在，同时苏联特权阶层又反过来日渐不断地固化着这一模式和体制，而不是对这一模式和体制进行及时、理性、有效的改革。正是在上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体制”与“苏联特权阶层”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苏共最终走向覆亡，苏联也随之解体。

11月15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惕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倘若习近平同志的警示能化为每一个中共党员尤其是干部廉政、勤政、甘为人民公仆的实际行动，那么，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更是中国人民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