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共产国际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是直接的，但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马林、维经斯基先后担任过此职；鲍罗廷到中国后，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部分职能。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驻华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1、远东局主要是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共产国际远东局由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以维经斯基为主席。上述组成人员除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外，称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是核心组织。6月19日，远东局的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工作，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定期向远东局报告工作，必要时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远东局俄国成员帮助中共中央工作，为其部分工作部门提供咨询；拉菲斯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部工作。

　　由此看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远东局是领导中朝日三国共产党的机构，但实际上主要是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2、远东局成立后，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冲突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开始工作后，便和广东的鲍罗廷在一些重大策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从1926年10月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维经斯基认为，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维经斯基的建议“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以后，认为远东局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向远东局提出“警告”，并“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这个决议表明远东局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变轻，鲍罗廷变得越来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等一系列激进方针。全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成立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时接受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全会的代表谭平山的建议，派罗易到中国，取代维经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旋即，谭平山又找罗易，认为中国党内的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冲突的反映，建议共产国际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

　　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进行“大换班”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一方面承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执行决定是困难的。这时蒋介石同武汉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也转为更加激进，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的状况当然不能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层满意。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这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远东局根本适应不了新形势，对其采取了“大换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针。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决定由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委员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朝鲜及日本三国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但新的远东局没有成立起来，4月9日，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作出决定，解散远东局。这样，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