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强调，“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对《六中全会公报》做了如下解读：“从公报内容分析，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提供思想支撑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公报对文化创造、文化创新的强调非常突出，文化创造有关表述在文中出现7次，包括不断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有关文化创新的表述在公报中出现5次，包括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等。” 可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普遍认同。

文化是改善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并将继续成为强大动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经济体制的变动必然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社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如果不对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就会在两者之间产生种种摩擦和冲突，最终经济改革也无法顺利进行。” 世界范围和我国经济环境、社会条件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这必然要求文化体制随之改革以适应新情况新环境。反之，不改革将导致经济改革也将无法顺利进行。因此，文化体制改革要持续推进，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一，专设文化产业发展的统筹机构。长期以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分属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与越位并存等诸多问题。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已经将地（市）县（区）级的文化、出版、广电三局整合到一起合署办公，统称“文化出版广电局”或“文委”。 文化事业的改革仍需持续深入。然而，文化产业作为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新的形态，急需设立专门的统筹机构，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成长。以近年来在文化产业发展表现突出的韩国为例，韩国政府制定了大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规和经济政策，如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实行多种产业优惠、奖励政策和措施，也表现在直接的资金供给。我国应设立专门统筹机构，制定文化产业规划，完善产业经济政策，提供财政支持，实行内联外引，打破各行业界限，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方面逐步加强机制建设，对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经销、出口，实施系统性扶持。在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同时，可采取先行委托统筹管理的专门部门，逐渐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整合各部门功能。

第二， 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健全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文化产业的全球流通、交易与创新，是以文化、知识、信息、技术为内容的产权交易与版权经济的产权资本流通。没有规范的版权管理、有序的市场秩序、被保护的合法权益，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束缚，甚至停滞不前。美国正是提供了严格的法律保护，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持续半个世纪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国民支柱性产业。在此基础上，美国文化对世界形成了强势扩张，不仅仅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利益，并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价值。法律制度的健全对于文化建设来说是基本保证，只有在法律保护的前提下，版权管理规范，市场秩序有序，才能真正促进文化建设的良性、持续的发展。我国版权保护工作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WTPO版权条约》及《伯尔尼公约》，并于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会第二十四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权法>的觉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为WTO成员国的著作权法，然而离WTO的知识产权著作法法制框架体系仍有距离。 由于中国著作权法采用的是详尽列举法，与《伯尔尼公约》相比，后者采用的是一般性规定及非详尽性列举并举的方法，覆盖面不够完整，无法提供全方位保护。因此，中国一方面要推进全球版权经济中建立自己的文化版图及版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在国内立足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十二五期间，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将主要着眼于法制问题的建设，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政策，还将起草《文化产业促进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只有持续推进法制建设，才能真正保证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