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环境分析，您认为重要战略机遇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陈凤英：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从国际环境分析，重要战略机遇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触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必将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以美国页岩气、致密油等开发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突飞猛进，同时以智能机器人、3D打印为代表的制造业革命也在兴起，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革命性突破。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像过去那样因为资源、能源争夺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大幅下降。科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战争手段，将塑造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

第二，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在发生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变化。为应对危机，一些新的机构如二十国集团、“10+3”等协调机制也在不断出现。全球治理的变革将彻底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表现在东西方合作不断加强，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将得到提升，声音也将得到重视。这样一种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也是战略机遇期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由危机和衰退引发全球经济发展转型，推动各国进入重大改革时期。转型之后谁能占据优势，就要看谁能抓住机遇，抢得先机。转型势必涉及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调整，现在传统大国出现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就是既希望限制新兴国家，又需要新兴国家的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因此两类国家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坐下来谈得更多。这样一种战略形势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总体是有利的。新兴经济体后发优势依然具备，发展潜力依旧，而发达国家也将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受益。

记者：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您认为中国要在未来大有作为，应当如何防范风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陈凤英：外部风险主要来自大危机之后的大衰退、大动荡、大调整。全球转型正在进行中，意味着形势仍然复杂，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无论是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还是资金流动，新兴经济体将长期面临经济过热或者过冷、资金过度流入或者流出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在危机的冲击下，所有的经济体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发展模式，而新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因此，今后几年世界经济都可能处于一种紊乱调整期，它可能刺激一些国家试图转嫁危机，进而带来新的风险。

因此，在这个重要转型期，我们要冷静观察，着眼长远，审慎决策，以成功转型为根本目标。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尽快实现消费拉动型的内需增长。面对今后几年美欧日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做好足够准备。此外，我们要密切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向，未来制造业革命对“中国制造”的冲击巨大而直接，必须全力以赴加强研发，加快人才培养，占领新的工业革命制高点，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记者 齐东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