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在思想理论上的科学性，其次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性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形成的。这次飞跃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从毛泽东开始就作了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留下的思想财富，重新开始探索。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拨乱反正，还是改革开放，重点都是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破题，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来，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动员大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世纪之交发生的国内外政治风波，把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破题，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结合起来，进一步通过一系列“两手抓”的决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决策，解决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聚焦发展这个执政的第一要务，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在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执政党建设已经确立了全新认识的基础上，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直接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破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仅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而且直面“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个历史性课题，提出了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战略思想。因此，这是一个可以长期指导我们改革发展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在思想理论上的科学性，再次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在过去的十年里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党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和国外的、来自自然的和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风险考验。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面对着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以及实践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我们是用改革开放前的老办法，还是搬用西方那一套做法来解决问题，又一次出现了“走什么路”的选择问题。在这个重大考验面前，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入分析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不断化解经济社会结构性变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在应对上一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重大决策以及一系列具体措施，在世界各个大国同时参加的这场“大考”中考出了一份骄人的好成绩。我们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这十年，既是在实践中提出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十年，又是实践检验科学发展观的十年。因此，在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坚持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起来，就可以把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组织制度的权威性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学好科学发展观，掌握好科学发展观。

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最高的组织权威性。通过党代会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来，就可以以这样的组织制度的权威性“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而作为每一个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我们信奉科学性是为了增强思想认识和行动的自觉性，我们尊重组织权威性也是为了增强思想认识和行动的自觉性。我们应该像十八大提出的“四个更加自觉”的要求那样，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总之，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坚持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