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欣一：近代中国法治变革回顾

借鉴苏维埃制度强调民意与法律对接

　　1925年之后，苏维埃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制度，被认为最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法治建设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在坚持现代理念的大前提下，不再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治理规则，不再单一地用法律构建社会基本秩序，而是将法律作为实现执政党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强调运用法律对社会进行改造，强调民意与法律的对接，等等。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苏维埃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对中国发挥了重要影响。

　　坚持以立法为中心

　　回顾晚清以来的法治之路，可以发现有一点几乎没有变化，即历届政府大都坚持以立法为中心的道路。近代中国对现代法治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强盛，不仅如此，历届政府又都把完成这一宏伟目标的时间定得非常紧迫。而法治的实现又绝非一日之功。为了让世人看到切实的成绩，增加建设法治的信心，坚持以立法为中心也就成了必然。此外，从逻辑上讲“有法可依”是法治建设的前提，因而历届政府无不把制定新的规则看作是头等大事。

　　1901—1911年，清廷搭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现代法律体系。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民诉法、刑诉法、法院编制法全都编写完成，只是有的还没来得及颁布而已。为了起草刑法典，修订法律馆将当时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都翻译成中文，一条条比对，看哪条更先进。为了起草民法，晚清还搞了民商事习惯调查。

　　1927—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套法律体系的制定工作。在这套法律体系中，不仅民法典、刑法典，就连工会法、农会法、土地法，甚至渔业法、工厂法等都一应俱全，只要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有了立法，而且还全都颁布生效。

　　但与立法相比，司法制度的建设却较为落后。据统计，到民国晚期全国只有778所地方法院，当时全国共有1964个市县，按每个市县设一个地方法院的规划，地方法院管辖的覆盖率只达到国土的38%以上。这里还姑且不谈已建立起来的法院是否具有足够权威。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实现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很多，难度也很大。可喜的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