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要求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这个“以人为本”，对应于国际上的通行说法，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就是说必须体现为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参与发展、享受发展的权利。这次大会报告把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目标的事项。

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确立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求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这个“以人为本”，对应于国际上的通行说法，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就是说必须体现为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参与发展、享受发展的权利。

发展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而发展不充分则是实现和享有人权的主要障碍。我国领导人近年在许多场合都提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次大会报告把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目标的事项。

更关注民生/文化/环境

饶有意味的是，中文“权（權）”这个字，本义是秤锤、衡器的意思，所谓“权衡”、“权重”等就是这样引申出来的。我们因此可以把发展权利的实现与科学发展的要求联系起来。

譬如全面发展，其实就是要求发展与民生的权衡（balance）。民生问题具有阶梯性：第一步是反贫困（生存权），这一步中国迈得非常出色；第二步就是我们现在抓紧进行的社会建设，以较好地实现国民就业、教育、医疗与居住等权利；第三步还要反贪腐（政治参与权），因为贪腐侵吞了本该投入公共领域的社会福利。而且，民生问题也不能只理解为扶贫济困，治标更要治本，这个“本”就是增进发展能力，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其次，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发展与文化的权衡。发展需求有不同的层次，不能只看到“物”的东西，而忽略情感、道义、审美等等；发展的丰富性，也体现在“和谐”之中，“和而不同”的文化，就是承认多元，提倡包容，实现有序的发展。我们现在重视文化软实力，也不能只想到孔子学院什么的，还得从同情心、责任感、信用度这些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品质做起，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发展与环境的权衡。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发展的能力为代价，不能只顾眼前而剥夺后代人的发展权利。“可持续发展”可谓家喻户晓，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快速发展使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环境问题纠缠在一起。但当务之急，我们特别要解决好“锅里”（粮食，包括耕地和水）和“锅外”（能源以及气候）两大领域的可持续性和安全问题。

更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

发展促进人权，也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十八大报告八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个。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今天没有任何力量有能力挑战中共的执政地位。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还存在某些相当严重的劣势，包括资本强势以各种形式影响决策；政府还没有完成转型，在许多方面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很好的宏观政策到了下面会发生变形、打折或稀释；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挤压了民生投入；社会力量还不成气候，等等。归结起来，就是还有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这就凸显了扩大民主、改善民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毛泽东在1945年回答到访延安的友人关于如何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窑洞对”表明当时中共对民主政权的掌握信心满满，也突出了民主的要义就是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

体现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授权，并经过某些形式（程序）完成委托和代理的交接。这和“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权为民所用”的意思是一样的。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政府行为与人民民主的政治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

相对于专制集权，民主的确比较费事，但为了避免“人亡政息”，就必须依靠规制（则）来产生稳定的预期。因此，民主又是（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政治“游戏”（game，博弈），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既然是博弈，就要有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是“好”的，是平衡的，而不是偏袒的；是可行的，而不是一纸空文；无论是谁，违规了就要受到惩罚。所以，民主与法治又紧密联系在一起。

政府做好是负责，做不好要问责

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高风险时期。我们遭遇的既有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化风险，还有由于我国历史、国情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包括：人口规模大、密度高，风险杀伤力大；大量人口文化水平低、工作素质差，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社会转型和流动性增加促使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产生连锁效应；个人、阶层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合作意愿也不足；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公民社会的作用还不明显，风险责任分担体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地方、部门热衷于“政绩”表现，它们掌握具有明显的短期偏好，而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使大量物资投入，很容易一边克服危机，一边又在制造新的风险。

然而，就像危机既有“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一样，风险也是推动改革的力量和机遇。风险治理不仅仅是政治家、技术官僚与专业精英的事情，必须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共同应对风险，就增强政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政府要取信于民，就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政府办事既要“负责”（responsibility）——做得好是应该的；又要“问责”（accountability）——做得不好要追究。

无论如何，发展政治文明，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公众只有通过自己的生活获得民主经验，才能不断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