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工具，还是作为史学的方法或是视角，是无处不在的，它在历史学中是弥漫性地、渗透性地存在着的，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时间的历史。

俞金尧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西欧经济社会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承担和参加过多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工作。

西方史学界有关时间的研究

“时间与历史学”，对学历史的人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天经地义和不言自明的。对时间的确认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工作，对此，不会有人怀疑。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撰写编年史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历史学家借用时间线索，将感兴趣的历史事件放在时间过程中。在编年体这种历史编撰方式中，我们是将纪年这一表达时间的方式作为工具来使用的。

然而，时间与历史学的关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我们并不仅仅把时间当作工具。刚才讲到的马克·布洛克，他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第二代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认为历史变迁有三个时段，短时段（事件），中时段（局势），长时段（缓慢变动的结构，主要指地理结构）。历史中存在不同的运动节奏，对历史学来说，时间成了可以琢磨的对象，而不仅仅是工具。长时段理论为历史学探讨时间问题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那里，对时间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出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的观点。在史学界，对时间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历史学者主要就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他们每一代都提出了有关时间的新观点，且越发深入，从第一代人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背景、框架和工具，到最后把历史学和时间几乎等同起来。

随着史学家对时间研究的深入，一些具体的研究在上世纪50、60年代也开始展开。比如1958年布罗代尔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系统阐述了他的长时段思想。到了1960年，勒高夫写了一篇关于教会时间与商人时间的文章，提出在中世纪时期，欧洲人的时间主要是教会时间，社会生活围绕教会活动展开。到了近代，围绕商人的经济生活展开的世俗时间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才更多受商人时间的支配。之后，1967年，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写了一篇关于工人怎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工厂纪律约束的文章，工厂制度改变了人们原本自由散漫的习惯，让工人适应严格的作息时间规定。这几篇史学文章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无论是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中，还是在其他相关材料中，人们都把这几篇文章当作他们的研究起点。

可以说，在20世纪50、60年代，时间的研究曾经在西方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但在60年代以后，英语世界中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少了，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内容，后来的研究几乎没有超越以前的水平，而且，有关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史、哲学史和文化史。历史学对时间的研究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使时间研究的学术影响溢出了史学的范围，但是到后来，历史学本身对于时间的研究却很少，给人总体的感觉是：历史学现在对时间的研究不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