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当时年轻的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问题，似已少有关注。如今，为什么还要重新端出这段往事，将当时的历史资料重新编纂并加以回顾和反思呢？

因为，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新中国成立早期30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

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30年间，中国的学术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彼此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不仅会议的主角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群原本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自己的见解，而且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积极参与讨论。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各个不同学科的许多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在此后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也应邀与会并踊跃发言。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名家大多都在这次大讨论中现身，坦陈自己的见解。还有更多学养深厚的中青年学者，甚至一些在读学生也参与讨论并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各种见解。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

这难得的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能再现？这次座谈会是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仅有的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一（另一次是自然科学界的遗传学座谈会）。两个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高层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10月到1957年的5月初之间，连续发表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以及对于会议的密集的报道就可以说明。1957年3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这样醒目的大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但是，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1958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大肆抨击，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嗣后在各大学的“拔白旗”运动中，将这次会议以及会上活跃的一些学者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

综观这30年的学术史，难得的是，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春天”里，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抓住这么一个短暂的瞬间，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