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的延误:征收军粮优先、官员的瞒报和私扣灾款

1942年2月，《大公报》被蒋介石停刊三天。社长王芸生不解，专门询问了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陈的回答很简单：“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时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向蒋介石发了报灾电报。当蒋介石看到“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词时，不禁骂道：“谎报滥调！”一掷了之，并且严令河南的军粮不得缓免。

蒋介石之所以不相信河南有灾，是因为河南的军粮征收更重要。1942年夏，蒋介石从军方密报中得知河南欠收，匆忙赶到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并在会上重申：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必须完成。不久，“250万石”又被解释为“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一字之差，河南军粮实际上有增无减。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到各地督催，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白修德所写的《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文中写到，“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因此，白修德要向蒋介石当面陈述。蒋介石感觉到国内外的舆论压力，终于接见了白修德，听他反映了灾民饿死的惨状，并看了他拍摄的照片。

不久，蒋介石委派张继、张厉生为勘灾大员前往河南灾区视察。在从洛阳到郑州的路上，时时见到衣不蔽体的村民在刮树皮，厚颜无耻的张厉生不仅毫不同情，反诬是故意假装。有鉴于此，当时许昌县政府行文上报该县饿死5万多人时，数字虽已缩小，但省府仍认为所报太多，予以驳斥，令再重报。当时河南官方报告全省因灾死亡1602人，二张听后很满意并回重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在河南军粮已超额完成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下令免除河南1943年的任务，并拿出法币1.2亿作为救灾贷款投向河南。这笔款到账后，不料又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私自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直到1943年播种时节，一些灾民才收到用此款购买的发霉麦种。这时，河南已有300万灾民死于非命！

大灾荒发生和加重的原因：天灾加人祸

首先，1942年的河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春天几乎是滴雨未下，半蔫的小麦只有一二成收，连军粮也不够交。直到晚秋才终于下雨。然而，由于错过了农时，播种太晚，禾苗只疯长不结籽。

这次大灾不仅遍及河南全省，山东、安徽、河北、山西不少县也未能幸免。

其次，1942年的河南，蝗虫滚滚。据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报道，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无光。

档案显示，1942年，蝗灾遍及河南40多个县。汤阴、修武、扶沟、沁阳、新安、登封、荥阳、汝南等，蝗灾面积均在100万亩以上，其他各县也都有几十万亩遭受蝗灾。据《河南灾情实况》记录，始于1942年的灾荒，一直延续到1945年，受害面积达272839678亩。

最后，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汤恩伯（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南无恶不作，百姓痛恨之极，故当时民间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谚流传。

在灾情蔓延，老百姓无隔夜之粮的情况下，汤恩伯以在叶县修建“边区学院”之名行修建官署之实。此举除了拆用古迹寺庙砖瓦之外，还强迫周围十余县按照规定尺寸，无偿捐送所用木料。各地将木料送到后，如不送礼贿赂，接收人员则以“不合格”之由百般刁难，强令再送“上品”，致使一些人畜病亡途中。

1943年春，河南灾情发展到了顶点，大批百姓或西北逃难，或死于荒村，汤恩伯借口抵御日军渡河进犯，强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以“以工代赈”之名大修黄河大堤。慑于淫威，各地不敢违误。一些民工因饥病交加，倒毙途中。工地上，也因瘦弱无力，口粮不给，死于河沿者日有多起。最终是工程并未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

1943年春，老百姓虽然饥肠辘辘，但小麦长势很好，如果此时政府能施以救济，灾民便可度过春荒，吃到新粮。然而，就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长官迫于汤恩伯之压力，不放一粮，眼睁睁看着灾民饿死。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河南的灾荒变得更加严重，再加上赈灾的延误和地方官员的克扣，致使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并不断饿死。

（作者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