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七年考

乡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强调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中国乡村，至今已七年。这七年，农民最关注的水、电、路、气、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问题，在一系列强有力政策的扶持之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新农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会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程， 我们如何在这七年的实践基础上走得更远，本刊此次特约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解读。

人民论坛记者：作为新时期缓解“三农”困境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新农村建设推进七年来，取得了哪些积极的成效?

温铁军：2004年取消农业税、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战略实施，近7年来，资金要素在政府“看得见的手”作用下开始回流农村，约6万亿资金投入“三农”，一定程度上既带动了非农就业，也缓解了农村最为稀缺的资金要素的饥渴。同期约95%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水、电、路、线、网“五通”。这样，“三农”困境有所缓解，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三大要素有机会得以重新组合，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也改善了农村社会的可治理性。

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后，由于乡、村两级基层政权不再具有向农民直接摊征税费的手段，改为主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保障运行，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因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干群冲突大幅度减少。

深层治理矛盾仍普遍存在

人民论坛记者：如您所说，在新农村建设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扶持下，农村的情况有很大改观，那么，目前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着力?

温铁军：我们在积极评价“三农”新政显著缓解乡村治理危机的同时，也该承认，农村真正构建良性治理的社会生态尚未形成。这不仅直接表现为周期性的农村治理危机，还导致深层次矛盾。

过去，中国得以凭借城乡二元结构，向广大农村分散城市经济危机的巨大制度成本。而乡土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经济危机的制度成本，依托的并不是资本运作的逻辑，反而是传统兼业化小农家庭和多功能村庄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不仅在当代能够消化外部性市场风险，而且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能够化解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内在机制。

而在权力寻租的社会全局性治理危机的复杂环境下，基层政权日渐由“代理型”向“谋利型”蜕变，并与地方政府乃至外来资本形成“结盟”，乡村资源大量廉价外流，而村社内部的分配则向少数群体倾斜。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中，部门主导下的各项支农、惠农资金投入，不仅“跑冒滴漏”、效率低下，而且“精英俘获”普遍发生;另一方面，虽然2004年中央政府积极地做出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调整后，农村基层矛盾总体上升开始缓和，负担过重导致的冲突大幅度下降，但结构性的变化不容忽视。2006年以后全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因征地、财产、环境等引发的冲突占全部冲突的一半以上，即因全球化、资本化向农村的扩张而导致的土地征占和其他财产冲突大幅度上升。

这些显然既不可能靠加强教育和纪律，也不可能靠高成本的法治建设或内部监督来解决，无论主观地依靠“直选”，抑或教条地依赖信访制度，都是经常不能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做法。

当下两派对立的话语体系争论多多，却难以给出合乎实践检验的理论解释。而“泛政治化”地拔高本来可由传统乡土社会内部化处理的矛盾的复杂性，并冠之以能够得到外部重视的各种“自由、民主、法制”等口号，结果恐怕也并不为人们所乐见。一方面，各种各样得到外部认可或支持的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另一方面，体制外行动也明显增加，近年来群体性治安问题愈加普遍和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