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不少诸侯国或大贵族都出钱“养士”，招揽“门客”，以吸取智慧，谋救时良方。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优容百家争鸣。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兜售智谋，寻找顾主。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向东方六国的思想市场大肆购买纵横策士，大量引进“客卿”以为己用，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秦始皇更是看中了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而不管他出身敌国公子，也要罗织到身边。

　　秦始皇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改革家，为建立统一强大国家，在制度上建树最多。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不仅皇权独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于一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求学只能以吏为师，使强大的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即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结果是不旋踵而亡。

　　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代都用秦政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市场，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西文化论争，各种主义竞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之初，就如何建立共和、宪政民主、民族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己见，有的发布政纲，有的陈说厉害。

　　众所周知，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订立了《临时约法》，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但人们很少知道，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公开发表，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孙中山构想了“五权宪法”，当时备受各方诟病，而孙中山任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外务部长留美法学博士王宠惠，也私拟了一部宪草，倡导三权分立。被视为保皇旧党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各自私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就新政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私拟宪法的还有当时学者、华侨等，甚至外国人古德诺也草拟了一份，参与建政讨论。“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譬诸广厦，必其基础巩固，方能巍然卓立，虽疾风暴雨弗能破坏也。惟国亦然，必其宪法良好，国本巩固，乃足以自存，而不为政海波涛所摇动”(王宠惠语)。私拟宪草就是参与国家政权的“顶层设计”，当时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发表!可以想见，连宪法都可以私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当时还有人提出我国地方省建制过大，应该划小，去省立郡，调整行政区划，建立郡县制，这一政改“顶层设计”，即使是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亦可用来概括当时思想市场的情形。

　　五四思想市场的取缔者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

　　人类社会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粮食一样。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思想不可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对政治问题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

　　然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而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当政者应尊重他们，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做一些“顶层设计”，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对于民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当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压制，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