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華
2026年11月16日08:44 來源:《 學習時報 》
222
訂閱取消訂閱已收藏
收藏
大字號
點擊播報本文,約
自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亦即“第二個結合”提出以來,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取得了一批相當豐碩的成果。這對於全面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的實質具有積極意義。但從整體上看,相關研究還是初步的,尚有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這就有賴於此項研究在方法論意義上實現一種突破,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值得重視。
首先,自覺秉持“世界歷史”視野,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本土文化相遇這一基本歷史事實。這是一項具有前提性因而需要先行從事的准備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櫫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質階段,帶來了多重歷史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世界歷史”的崛起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勞資之間的零和博弈不再局限於單個國家的范疇,而是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復制和再現,表征為全球性的基本關系。從后來的發展研究中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論的觀點看,這也就是所謂“中心—邊陲”關系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的建立。這些理論所採取的結構主義視角,更加凸顯了這一關系在全球層面上表現出來的突出特征。對於勞資之間“零和博弈”關系的外溢和國際化,馬克思在《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中就作過清晰的揭示:“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麼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經觸及“世界歷史”問題,例如在批判地敘述黑格爾《法哲學原理》思想時說過,“揚棄了的國家=世界歷史”。當然,馬克思拒絕黑格爾把“世界歷史”視作絕對精神外化的唯心主義立場,而是把它理解為基於人類普遍交往這一實踐活動而建構的現實過程。按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設想,《資本論》的龐大寫作計劃一共包括六篇,最后兩篇就是“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這兩者雖不等於“世界歷史”,卻構成整個“世界歷史”的經濟基礎。可以說,馬克思的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都是基於“世界歷史”這一根基和視野展開的。馬克思強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這意味著“世界歷史”只是人類歷史發展到某個特定階段的產物,這個特定階段正是通過作為人類普遍交往形式的“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而形成的。馬克思所秉持的“歷史地思”的運思方式,內在地要求我們把“第二個結合”作為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現象,並根據這一特定歷史語境來對其加以把握和闡釋。
馬克思說過一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問題在於,在“世界歷史”語境中,這種“需要”不能囿於單個國家內部來理解。隻有從“世界歷史”角度著眼,才能真正揭示以俄國和中國為代表的東方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種革命的實踐訴求,為馬克思主義在東方國家的傳播提供了客觀“需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變成一種“實踐能力的明証”(馬克思語),必然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實質性的相遇。隻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夠自覺地提出並反思“第二個結合”的問題。
其次,堅持用“辯証邏輯”考察“第二個結合”何以生成“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內在理由和機制,進一步深化對“第二個結合”的研究。
關於“第二個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個比喻的說法意味著“第二個結合”不是機械的“拼湊”和“加和”,不是一種簡單的“集合”,不是“一袋馬鈴薯”(馬克思語),而是類似於“化學反應”的有機化合過程。關於“化學反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從普通的化學作用轉變到我們稱之為生命的蛋白質的化學機制”,是“一種飛躍,一種決定性的轉折”。從“生命體”的角度看,這種“機制”的有機性就格外地凸顯出來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手稿中說:“‘化學親和力’如果包含在什麼地方的話,無論如何就是包含在起著化合作用的兩個部分中。”這誠然是就自然界現象說的,但在文化領域類似的現象則表現出更大的豐富性和更充分的規定性。
隻有辯証法才能以揚棄的方式超越“非此即彼”式的形而上學。恩格斯說,“辯証法不知道什麼絕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麼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且使對立互為中介”。顯然,“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理解“第二個結合”的。我們若不能掌握“辯証邏輯”,是既無法接受也不能解釋“第二個結合”這一文化事實的,更難以把握其背后的實質。
對“第二個結合”所作的研究,一開始是需要進行“同異之辨”的,這是一個無法跳躍的步驟,但不能就此止步,還必須進展到辯証邏輯的高度。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批評蒲魯東時說過:“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証運動。”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本土文化之間體現著現代與傳統的緊張,那麼我們不能像蒲魯東那樣試圖通過去掉一個方面、保留另一個方面來解決,應該從兩者相遇、經過沖突、彼此揚棄,進而“融合成一個新范疇”的角度,去考察其“辯証運動”的實質,以揭示這種“運動”的歷史內涵、具體機制及其賴以實現的條件,闡明它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即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本土文化的接觸、融會貫通是何以實現的。需要指出,“第二個結合”的研究唯有由此出發,才能從學理層面上克服那種抽象的、空洞的、超歷史的判斷,從邏輯上化解晚清以來就困擾著中國人的“古今中西之爭”所造成的抵牾和吊詭。
最后,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理解“第二個結合”的深刻內涵,著眼於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促進對“第二個結合”研究的深化。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味著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構成其重要標志。這歸根到底離不開中華民族所固有的文化特質。在文化意義上,“我”不成其為“我”就談不上“主體性”,而“我”之為“我”最終取決於被我們所分享的獨特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被動接受者,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解釋者和能動的實踐者。按照解釋學觀點,正是植根於中國文化及其傳統的“前見”,乃是這種解釋和運用所以可能的條件。作為“路徑依賴”,它不僅預先制約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觀,而且給出歷史的約束條件。恩格斯說:“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各個國家特有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總是呈現為不同的文化形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際運用,其關鍵就在於正視中國的這些條件及其文化形態。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這已經為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所反復証明。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成近代以來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徹底實現,離不開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和成功探索。現代化的“中國式”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歸根到底來自中國文化及其傳統所蘊含的“基因”和“底色”。離開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就談不上“中國式”或者“中國特色”。但是,我們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從制度層面上說,這正是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的最重要的歷史內涵。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道路的籌劃,這一規定性也無從彰顯,不可能成為現實。就文化意義而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謂是中國文化基因在新的歷史基礎上實現的一次“鳳凰涅槃”。
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規范了中國具體實際,這正是理論指導作用的體現和貫徹﹔另一方面,中國具體實際通過能動的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發生了選擇和建構作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成就了中國,中國也成就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相互成就,使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得以凸顯並日益鞏固,新的文化生命體得以自覺建構。歷史地看,這個過程是通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實現的。
我們之所以能夠真正讀懂並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疑取決於“世界歷史”所決定的特定語境。但從文化基因層面上說,則不能不歸因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固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它所蘊含的文化原型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契合關系。由我們的文化及其傳統實際建構的“期待視野”,正是我們作為中國人之所以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前提。這種“理解”本身,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文化傳統之間在解釋學意義上發生的“視界融合”。馬克思主義傳入並運用於中國實際,作為一種適合具體國情的學說在中國的實現,歷史地表征為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等一系列過程。所有這些,歸根到底都構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形式。這既是馬克思主義對古老中國的拯救,也是中華民族以主體性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一目標的達成。隻有立足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時代主題,對“第二個結合”的研究才能獲得真實的歷史感,從而得以深化和拓展。
(作者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