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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開放與改革互促共進的乘數效應

劉江寧

2026年11月13日08:25    來源:經濟日報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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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是新時代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內在要求。“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不是簡單增加開放事項、擴大開放領域,而是推動國內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與國際通行規則或高標准經貿規則相銜接,並主動參與乃至引領國際規則制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迫切需要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破除體制機制藩籬。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深刻認識制度型開放牽引深層次改革的時代意義,在破解現實難題中以開放倒逼改革、以制度創新激發改革動能,在更大范圍激發開放與改革互促共進的乘數效應。

從鍛造競爭優勢看,制度型開放不是單純擴大市場空間,而是通過引入更充分、更高水平的競爭,推動制度創新和改革深化。2025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為45.47萬億元,同比增長3.8%。與貿易規模擴大相伴隨的,是競爭方式和競爭條件的變化。對於企業而言,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意味著必須提高質量標准、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能力﹔對於產業而言,意味著必須加快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不能長期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參與國際競爭﹔對於政府而言,則意味著必須持續提高制度供給和公共服務水平,以更加穩定透明的規則環境增強經營主體發展預期。

從規則制度建設看,制度型開放的深層意義在於,以國際規則為參照推動市場經濟運行規則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是規則經濟,經營主體能否平等進入、要素能否順暢流動、競爭能否公平開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制度規則是否統一、透明、穩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主動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這一要求意味著不是簡單照搬國際規則,而是通過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破除區域分割和制度壁壘,推動各類經營主體在更為完善的規則體系下公平競爭。由此,制度型開放不僅推動市場規則更加成熟,也促使深層次改革由單項制度調整向體制機制協同、由局部領域突破向制度體系完善不斷深化。

從治理方式變革看,不同於傳統要素流動型開放主要著眼於商品、資本等跨境流動,制度型開放進一步把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納入開放范疇,實際上是在更廣闊的坐標中優化國家治理體系。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完善外商投資准入制度,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持續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這些措施既指向准入范圍的調整,又推動政府管理更多轉向“定規則、強監管、優服務”,帶動改革由局部性、適應性調整向系統性、深層次拓展。

當前,我國制度型開放總體推進有力,但在規則銜接、市場統一、治理創新等方面仍有一些需要進一步打通和優化的環節。比如,關鍵領域規則銜接仍有差距,制約開放與改革進程。從國際經貿規則發展趨勢看,制度型開放正由傳統的市場准入逐步向競爭政策、數字貿易、知識產權、環境保護等邊境后規則延伸。我國在一些傳統領域的規則銜接已取得明顯進展,但在部分新興領域和復雜領域,國內制度與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之間仍需進一步銜接磨合。又如,區域市場壁壘尚未消除,阻礙要素資源高效配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能否充分轉化為發展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商品、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能否在更大范圍內自由流動、合理配置。近年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持續推進,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不斷完善,但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資、政府採購、資質認定等方面仍存在隱性門檻,跨區域經營和要素流動面臨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這不僅削弱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成效,也影響制度型開放中規則統一、公平競爭要求的落實。再如,新興領域治理機制尚不完善,影響風險防控能力建設。我國相關制度建設正在加快推進,但面對一些新業態的快速發展,監管標准不夠明確、部門協同不夠順暢、風險識別機制不夠健全,同時企業對規則的預期不夠穩定,出現“想投不敢投、想干看不准”的情況。面對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與制度型開放相關的治理方式也需要隨之調整,推動深層次改革在解決新問題、回應新需求中不斷破題深化。

實踐表明,制度型開放越向縱深推進,越需要把制度創新壓力轉化為改革發展內生動力,把國際規則對接、國內市場建設和安全治理貫通起來,使制度型開放成為更深層次改革的重要牽引。

一是主動全面對接高標准規則,強化制度的系統集成。推進制度型開放,關鍵要解決好“對接什麼、如何對接、怎樣轉化”的問題。要把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與國內改革統籌起來,既關注規則文本,更把握規則背后的制度邏輯和運行機制。更好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開放平台的先行先試作用,以先行先試牽引深層次改革,推動開放領域制度創新向體制機制改革延伸。堅持以開放促改革,對標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推動國內制度系統性優化,建立開放規則與國內制度動態調整、銜接順暢的制度機制。

二是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要素資源跨區域流動。要把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作為制度型開放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支撐,進一步清理妨礙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規范地方招商引資、資質認定等行為,減少企業跨區域經營面臨的隱性成本。完善跨區域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協作,推動治理從分散分割轉向規則統一,既劃清安全邊界,又避免“一管就死”,著力破除制約要素配置的體制性障礙。

三是健全動態評估和容錯機制,增強改革發展適應性和韌性。對開放舉措和制度安排開展定期評估,把規則執行效果、市場反應和改革成效作為檢驗評估標准,及時發現制約開放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對改革探索中出現的非原則性失誤,可考慮合理容錯、及時糾偏﹔將評估結果作為調整政策、完善制度的重要依據。

四是深化涉外法治建設,推動開放與改革相銜接。眼下,制度型開放正在向縱深推進,涉外法治建設既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保障,也是驅動深層次改革的重要力量。要圍繞國際經貿規則新變化,及時完善與國內深層次改革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和監管規則,並在規則轉化過程中進一步理順各種關系。通過協同推進立法、執法、司法改革,帶動相關領域治理方式調整,推動涉外法治建設與國內深層次改革相互貫通、相互促進。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責編:黃瑾、劉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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