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敏
2026年11月13日08:24 來源:光明日報
222
訂閱取消訂閱已收藏
收藏
大字號
點擊播報本文,約
【學術爭鳴】
在數字化生存和算法自主決策深度交融的時代,建基於程序和算法邏輯的人工智能所呈現的“技術自主性”日趨明顯,持續影響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安全秩序和倫理秩序,為人類生存發展開啟了新境域。探討人工智能能否生產真正的知識,也繞不開對“技術自主性”的理解。為此,應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依據,結合人工智能發展的整體趨勢加以把握。
“他律”還是“自律”
在哲學意義上,“自主性”通常指人類主體依據自身法則而非外部強制進行決定與行動的能力。盡管現代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在其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以自身為目的進行自我發展的特點,仿佛具有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性以人類預設的程序和算法邏輯為基礎。
首先,人工智能系統的發展目標和評價標准,由其背后的社會組織或機構設定,因而其“技術自主性”是有限的,實質上以“他律”為根基。其次,人工智能的“智能”源於對人類海量數據的學習總結,其訓練數據並非先驗給定的純粹質料,而是特定、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權利關系的沉澱。因此,其“自主判斷”並非基於“自律”的本能反應,實則是社會歷史背景下的“他律”在算法層面的再現。最后,人工智能的發展歸根結底受制於人類社會的物質條件,如硬件設備、算力算法、數據模型等條件,其“進化能力”根本上取決於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因此,人工智能的“自律”無法脫離社會物質生產與再生產系統,其發展演進受制於人類社會宏大的“他律”邏輯。
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工智能“技術自主性”也有所謂的“自律”的一面,只是這種“自律”遵循技術的內在原則。因為技術在滿足人類需要的同時,不僅自身“發展有其相對獨立的自我增長特點”,而且會“自動地促成社會作必要的調整”。目前,人工智能技術也會依據人類設定的目的,在與人的交互中不斷優化自身。底層邏輯與算法為人工智能設定的行動指令,並不能涵蓋其所有行為軌跡,只是為其預留了“相對獨立”的可操作空間,使其呈現某種依據內部法則自動運行的特征。例如,算法本身有自主優化策略,推薦系統能夠根據用戶反饋不斷優化推送策略,進而影響和塑造用戶偏好,這可視為其“自律”的展現。
因此,人工智能的“技術自主性”並非在“他律”與“自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二者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辯証統一的產物。“他律”是“自律”的前提與邊界,沒有“他律”的供給與規約,技術的“自律”便無從談起﹔“自律”又是“他律”的具象化實現形式,技術本身須具備一定的、相對獨立的彈性空間,才能滿足人類的多樣化需求。
能否成為新的認識主體
人工智能“技術自主性”展現的“自律”特點,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強大的信息生成能力,引發了人們對於人工智能技術的自主系統是否已經成為新的“認識主體”的認識論追問。
人工智能技術系統在某些時刻表現出的“自主性”,實則是人的類本質在技術維度的投射,而非人類主體地位的讓渡。一方面,人工智能自主系統不具備先驗統覺,無法以“我思”進行信息處理﹔其“自主性”是技術性行為,隻有“語法”而沒有“語義”,但“心不僅僅是語法的。心是語義的,就是說,人心不僅僅是一個形式結構,它是有內容的”。“語義”是人類認知長期進化和社會化的產物,人工智能靠模仿尚無法獲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統缺乏真正的自反性。認識是一個通過否定之否定不斷發展自身的過程。人工智能系統所進行的“反思”,只是停留在外在的、靜止的知性反思。即便它可以向用戶輸出自身正在“思考”什麼,但這也只是預設程序的響應,而非源於認識主體的反思性回應。因其無法感知自身,並在其生成的對象中確証自身的類本質,所以人工智能系統的模仿性“反思”與人類主體的“反思”活動不可同日而語。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立足實踐,從辯証視角看待主體與客體關系,指出認識主體只能是從事感性活動、處於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現實的人”。認識主體首先應是實踐主體,而實踐是具體的、社會的、歷史的,認識主體也具有實踐性、社會歷史性,因而不同社會歷史階段的認識主體的認識能力和水平是不同的。認識主體雖然具有主觀能動性,但也受實踐水平、自身認識能力等客觀條件制約,是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統一。認識的過程需要經歷“實踐—認識—再實踐”的循環往復、不斷深化。就此而言,當前人工智能自主系統作為“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本質上是在人類預設程序和算法下執行操作的中介性工具,不具備由感性實踐、社會關系構成的認識主體地位。因此,它至多只能被稱為“珊瑚礁意義上的有機體”,而非獨立的認識主體。
因此,人工智能自主系統並非新的認識主體,而是人類基於自身主體性開發設計出來的用以滿足人類多樣化需要的工具。但對其是不是新的認識主體的追問,對於人機深度融合的社會具有前瞻性意義。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人機協同的新背景下,始終牢牢把握人的核心主體地位。
何以實現“向上向善”
所謂“向上向善”,即技術發展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社會公平正義與人類文明進步為價值旨歸。面對人工智能“技術自主性”可能帶來的異化與倫理風險,應積極正向引導,明確人工智能發展的最終指向與人的發展方向相一致,即堅守人類主體的意志和價值選擇。
其一,無論“技術自主性”發展到何種程度,人工智能始終應是服務於人的發展的手段和工具。技術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技術本身的無限革新,而是滿足人的需要、不斷實現人的解放。應通過更好的人機合作,在人機協同的過程中推動人自身發展目標的實現。
其二,日益精密的算法機制可能將人們帶入“信息繭房”,看似自主的點擊、觀看等,實則受算法推送影響。因此,應在促進人工智能“向上向善”中,依法依規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健全算法治理和平台監管,防止算法機制被不當利用而侵蝕人的自主選擇。當算法機制成為服務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手段時,“技術自主性”便能在人的主體性目標指引下實現價值升華。
其三,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不是一國獨奏,而是“全球合作的交響”。習近平總書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中倡導,“促進全球人工智能朝著向上向善、造福人類的方向發展”,“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這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指明了發展方向。隻有始終將人工智能技術置於人類自身主體性發展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將其轉化為“屬人力量”,成為人類通往“自由王國”現實橋梁。
(作者:張敏,系吉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