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中央紅軍的物資保障工作及其歷史經驗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

長征途中，紅軍長期處於無后方依托、高強度機動的極端環境中，物資保障如何直接關系部隊的生存與戰斗力。中央紅軍作為黨中央直接領導和指揮的主力部隊，轉戰裡程長、脫離根據地時間久，面臨的物資保障矛盾極為突出，我們黨根據行軍作戰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物資籌措、分配、運輸的方式方法，有效緩解了部隊物資匱乏的困境，為紅軍長征勝利夯實物質基礎，積累了寶貴歷史經驗。

拓寬籌措渠道，夯實物資供給根基

長征途中，中央紅軍原有常態化儲備、軍工生產、根據地支前的保障體系完全中斷，軍需給養籌措成為部隊生存和作戰的首要難題。面對絕境，紅軍改變過去依托根據地的補給辦法，堅持就地籌措，打勝仗繳獲敵人的武器彈藥補充自己，緊緊依靠沿途群眾支援糧食和物資，逐步解決了在無后方條件下部隊生存和作戰所需的物資來源問題。

糧秣經費籌措始終堅持以群眾支援為根本。長征出發前，中央蘇區開展大規模戰前動員，廣大蘇區群眾踴躍借谷、繳納土地稅，捐獻被服、錢款等物資，為戰略轉移初期的物資供給奠定基礎。在秋收糧食動員中，至1934年9月底共借谷58萬余擔，繳納土地稅9萬余擔（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文獻（1）》，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0頁）。轉入白區后，物資籌措由蘇區集中動員捐獻轉為沿途就地組織。黨和紅軍明確在白區依規開展沒收征發，對土豪劣紳的財產予以沒收，一部分用於保障部隊供給，一部分分配救濟貧苦群眾，把物資籌措同發動群眾、維護群眾利益緊密結合，使籌糧籌款成為開展政治工作的重要載體，持續贏得群眾理解與物資支援。紅三團在貴州劍河縣打了兩家土豪，沒收肥豬12頭、谷子100余擔，“把一半谷子和部分物品分給窮人，老公公老婆婆都高興得哈哈笑”（蕭鋒：《長征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頁）。途經西南民族地區時，黨及時調整政策邊界，嚴格區分漢族地區與少數民族聚居區工作要求，不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打土豪，物資獲取堅持公平買賣、實物交換﹔確需收割群眾麥子，必須立木為憑，承諾后續兌付糧款，以嚴明紀律維護少數民族群眾利益。

武器彈藥保障則經歷了從根據地內部生產向戰場繳獲為主的轉變。長征出發前，中央紅軍裝備供給主要依靠蘇區內部動員制造。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槍支30000多支、迫擊炮38架，刀和梭鏢24535把，各式彈藥1811099個等（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頁）。湘江戰役后，紅軍兵力大幅減員，武器裝備損失嚴重，后方軍工生產體系不復存在，裝備損耗難以依靠自身生產彌補，中央紅軍號召全體指戰員通過作戰勝利奪取敵方裝備、武裝自身。1935年2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提出：“打大勝仗消滅大量的敵人，繳他們的槍與子彈武裝我們自己，並武裝雲貴川數千萬工農勞苦群眾，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紅軍長征·文獻》，第262頁）遵義戰役、老木孔戰斗、化林坪戰斗等作戰繳獲的槍支彈藥，有效充實部隊作戰力量，使戰場繳獲成為裝備補給的重要途徑。此外，紅軍把武器看作“紅色戰士的第二生命”，要求將士愛護武器、加強日常維護，最大限度維持部隊基本作戰裝備。

科學統籌分配，提升物資使用效能

長征途中，中央紅軍始終堅持根據部隊行動設置后勤機構，根據條件變化調整供應標准，艱苦奮斗、厲行節約，把有限的物資用在最急需的地方。

1932年9月，中革軍委設立總供給部，全面管理全軍糧秣、被服、彈藥、經費等事宜，長征出發時完整建制隨軍長征，對部隊集中統一供給。湘江戰役后，部隊高度機動，集中供給模式無法適配高強度機動作戰。遵義會議后中央及時優化后勤組織架構，撤銷總供給部，成立軍委先遣工作團，開展開辟路線、發動群眾、籌措給養物資等工作，又在各級政治部下設沒收征發部門，共同承擔物資籌措、調配和發放的職能。物資籌措和調配不再依賴后方統一供給，而是隨部隊行動就地解決。1935年6月，中央紅軍即將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部隊集中、補給量大，零散籌措難以統籌，中央及時恢復總供給部並設立糧食委員會。俄界會議后部隊分路北上，總供給部縮編為陝甘支隊供給處，抵達陝北后再度恢復重建。這種因勢而變的組織調適，正是紅軍在物資極度匱乏條件下依然能夠把有限物資用到位、用到實處的組織保証。

與機構調整同步，供應標准也隨條件變化動態調整。紅軍長征出發時，提出紅軍糧食“要有精密的測算”，每人一天米為一斤六兩（華民：《一切為著前線上的勝利》，《紅星》1934年9月19日）。1935年2月，總政治部發布訓令，強調“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減少可能減少的費用，也是保障紅軍給養的主要辦法之一”﹔在經濟困難時，除草鞋外，不能按月發給伙食錢（《后勤工作·文獻（1）》，第438∼439頁）。1935年6月，懋功會師后為准備過雪山，鑒於“所處地域給養非常困難”，紅軍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名義致電各軍團，規定“每天改為兩餐一稀一干”“拋棄和浪費糧食，違者嚴罰”（《后勤工作·文獻（1）》，第444~445頁）。紅軍從建軍初期就在連隊設立司務長，長征中繼續保留這一制度，由司務長或物資管理員負責糧秣、被服的保管、登記和分發，使分配制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也沒有斷線。過雪山草地時，因所經過地區人煙稀少，部隊嚴重缺糧。為渡過難關，紅軍把僅有的糧食統一分給個人背，每天按量取用﹔部隊之間互相照顧，前面的部隊留糧食給后面的部隊，全體官兵忍飢挨餓，省下的口糧留給傷病員和體弱的同志，由此維系了部隊的基本生存與戰斗力。

整合轉運力量，保障物資機動輸送

長征開啟長途外線轉戰之后，部隊晝夜奔襲、快速穿插，轉戰區域高山阻隔、道路崎嶇，傳統兵站保障模式徹底失效，物資轉運滯后、運力嚴重不足，成為制約部隊機動和持續作戰的重要因素。面對這一困境，紅軍精簡輜重、就地取材、依靠群眾，逐步形成一套適應長途轉戰的物資轉運辦法。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主要依托兵站輸送物資。兵站負責人楊立三在長征出發前接到中央指示，要求他“組織各軍團行動中的后方兵站線設置”，以“安排兵站轉移、物資運送等事項”（《楊立三年譜》，金盾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頁）。與兵站相配合，運輸隊承擔具體搬運任務。兵站加運輸隊，構成了長征初期物資轉運的基本體系。然而，固定設站的運輸模式在高強度流動中難以為繼。長征出發之初，中央紅軍攜帶大量物資、機器設備、文書檔案，后勤輜重隊伍綿延數十裡，極易遭受敵軍空襲與地面截擊。1934年12月黎平會議后，中央決定將剩下的400多擔物資重新清理，“不必要的應拋棄、毀滅之”（《后勤工作·文獻（1）》，第428~429頁）。與此同時，1934年12月總兵站取消，其工作並入軍委總司令部五局運輸科管理，許多后方勤務人員包括運輸隊員充實到前線，運輸由此從后方設站轉運轉向全程伴隨保障。但輜重減下來之后，彈藥、糧食、藥品等核心軍需仍需人力搬運，紅軍專職運輸力量由運輸營、擔架隊組成，成員多為蘇區抽調的挑夫。但進入湘黔山地之后，專職挑夫不斷損耗，原有運力持續萎縮。在此背景下，紅軍積極動員沿途群眾參與運輸、擔架保障。總政治部1935年1月發布指示，明確要求各部尊重民工待遇，付給工錢、供給伙食，嚴禁強拉民夫。轉戰貴州、雲南期間，大批貧苦農民、馬幫背夫自願或受雇加入運輸隊伍。陳雲《隨軍西行見聞錄》中記載，紅軍在貴州多地招募民夫，最多時一支部隊隨行民工可達數百人﹔在滇北地區，紅軍與當地馬幫協商，以銀元、食鹽支付報酬，依靠馬幫馱載糧秣物資穿越烏蒙山區。但到了過雪山草地階段，地形條件進一步惡化，馬匹難以通行，群眾也無法進入，絕大部分物資只能依靠紅軍自己背運。紅軍后勤部門重新編組運輸力量，將戰斗部隊人員抽調補充到輜重隊伍，實行輪流背運物資，支撐部隊走完了漫漫長征路。

長征時期，卓有成效的物資保障工作為紅軍戰勝艱難險阻、取得偉大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人民軍隊物資保障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工作，而是政治優勢、制度智慧和革命精神的綜合體現。堅持黨的正確路線，是物資保障沿著正確方向推進的根本保証﹔堅持依靠群眾、軍民同心，是物資保障在絕境中存續發展的力量源泉﹔堅持實事求是、因勢而變，是物資保障在流動戰爭中保持有效的制度智慧﹔堅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是物資保障在極端匱乏中維持生存的精神底色。這些從戰火中淬煉出的經驗，不僅屬於軍隊建設，也有益於黨和人民各項事業，其歷史價值和啟示意義歷久彌新。

（作者：吳曉榮、易鳳林，分別系全國紅色基因傳承研究中心研究員、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