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美好生活何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旨歸

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實現了從“物的發展”向“人的發展”的價值轉向。人民美好生活並非中國式現代化的附屬結果，而是規定現代化發展方向的內在尺度。而人民美好生活之所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旨歸，在於它貫通了現代化的發展目的、主體關系、制度邏輯與文明方向。

美好生活回應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關切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現代化雖然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但其深層問題始終是人的發展問題。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化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推動人類社會實現前所未有的發展。然而，現代化並不會因為生產能力提高而自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當經濟增長、資本擴張和效率提升成為主要尺度時，人的價值容易讓位於經濟運行邏輯，現代化可能陷入“物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相分離的困境。正如馬克思所說，“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重要貢獻，就在於突破將現代化等同於經濟增長的片面認識，強調生產力發展應當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由此，現代化的根本尺度不在於創造多少財富，而在於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怎樣的現實條件。

人民美好生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旨歸。美好生活不只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展開，它既包含物質生活改善，也包含精神世界豐富、社會關系協調，還涵蓋發展機會公平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因此，美好生活不是現代化完成之后的結果性目標，而是貫穿現代化全過程的價值尺度。

這一價值尺度要求現代化超越單純經濟增長邏輯，讓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不只是生產能力擴張的過程，而是不斷創造和豐富人的發展條件的過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需要不斷處理好物質增長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張力。人民的需求變化催生出新的發展要求，進而推動著經濟結構調整、公共服務完善和社會治理創新﹔現代化取得的一系列發展成果，又進一步拓展了人的發展空間，使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邁向新階段。這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發展邏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推動現代化進程，現代化的發展又不斷創造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特質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斗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現代化不僅要回答“為了誰”，也要回答“依靠誰”的價值問題。現代化並不是脫離主體的客觀過程，而是在人民參與、人民創造和人民評價中展開的歷史實踐。不同現代化道路的差異，根本上體現為對人民主體地位的不同理解。西方現代化邏輯更多關注資本、技術和制度如何推動社會轉型，人民更多被當作現代化成果的被動接受者，而不是現代化邏輯本身的主動構建者。馬克思主義則揭示，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主體，社會進步不是外在力量作用於人民的結果，而是在人民實踐活動中不斷生成的過程。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在這一理論基礎上，推動現代化主體邏輯的深刻轉換：人民不是現代化的對象，而是現代化的主體。

人民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主體地位，具體體現於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創造以及對現代化發展成效的價值評價中。一方面，人民是現代化實踐創造的主體。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實踐中不斷產生新的需要，又通過自身實踐推動現代化進程拓展新的領域和內容。人民群眾既創造社會財富，也創造社會生活方式﹔既推動現代化進程，也促進自身發展。另一方面，人民是現代化建設成果的價值評價主體。現代化建設的成效，既要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成果，也要看人民群眾的實際獲得感和滿意度，最終體現為人民生活質量和發展能力的持續提升。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不只是意味著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意味著人民主體貫穿現代化目標形成、實踐推進和價值評價的全過程。

美好生活詮釋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底色

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價值理念隻有進入現實的社會關系中，經過人的實踐活動，才能獲得改變生活的力量。制度作為社會關系相對穩定的組織形式，正是推動價值理念走向現實實踐的重要中介。人民美好生活從應然追求轉化為實然生活，既以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為基礎，也有賴於制度對社會關系和實踐條件的塑造。

制度的中介作用根源於人的生活本身的社會性。人總是在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中滿足需要、發展能力。生產力的進步雖豐富了美好生活的物質基礎，卻不能保証這種物質豐富能自然而然地轉化為每個人生活條件的改善。社會成果如何為人們共享，個體發展的機會如何獲得保障，都受到現實社會關系的制約。制度通過組織社會生活、協調利益關系，將社會整體的進步同現實個人的發展聯系起來，使發展的客觀成果逐漸進入具體的生活過程，抽象的價值理想也由此獲得現實規定性。但制度的中介作用不等於制度的代替作用。美好生活的共同價值指向，並不意味著取消人的生活需要的個體差異性。制度的價值在於創造合理的社會條件，使差異性的生活追求能夠在共同的社會關系中各自獲得實現的可能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至上，其深層意義和制度優勢正在於通過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願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的制度安排，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美好生活的實現提供持續而穩定的制度保障。

制度的中介作用還具有歷史開放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豐富，制度也必須在回應新需要、解決新矛盾中進一步發展完善。這種相互作用使價值理念的現實化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正是在堅持人民立場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自身，使人的全面發展獲得更加充分的現實條件，從而貫通了美好生活的價值理想與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現實實踐。

美好生活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蘊

現代化在本質上也是文明形態的創造過程。現代化不僅意味著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的變革，也意味著文明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創造性發展。不同民族對於美好生活的理解，總是與其歷史經驗和文化理想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指出，人們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美好生活為價值旨歸，推動著中華文明深厚的生活智慧在現代社會中的更新和展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重視人的現實生活，並將個人福祉置於社會共同生活之中加以理解。“民惟邦本”內含著對民生的深切關懷，“天下為公”寄托著超越私利的公共理想，“天人合一”則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智慧。這些理念從不同層面揭示了理想生活的關系性特征，而由此形成的價值傳統為當代美好生活追求提供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思想資源。但文化傳統不能脫離其歷史條件而被直接移用於現代社會。傳統民本思想中的民生關懷，與人民作為歷史主體的現代規定性尚有根本區別﹔古代大同理想的倫理願景，也有待於現實社會關系的變革才能獲得新的實踐基礎。馬克思主義關於現實的人及其社會關系的思想，為這種轉化提供了理論方法。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民生、和合與共同福祉的追求得以超越其歷史局限，在人民主體的現實實踐中獲得新的價值內涵。美好生活由此成為中華文明傳統理想與現代社會發展相貫通的重要范疇。

美好生活的文明意蘊還在於文化主體性的鞏固。倘若以某一種既成的生活模式作為文明進步的普遍范本，不同文明自身的歷史經驗及其創造能力便容易被遮蔽。以人民美好生活為價值旨歸，意味著在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的同時，從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和中華文明的價值傳統出發理解文明進步，並在文明交流互鑒中豐富其具體內涵。中國式現代化向世界表明，文明的現代轉型並不必然以割裂自身傳統為代價。美好生活作為價值旨歸的意義，已超出對社會發展成效的一般性評價，而展現為一個文明如何理解理想生活、如何在歷史變遷中實現自身價值追求的問題。人民美好生活作為文明尺度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鮮明的文明品格。

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表明，現代化的最終尺度，不只是創造多少財富，更是創造怎樣的生活、塑造怎樣的人、形成怎樣的文明。以人民美好生活為價值旨歸，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開辟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新道路，也為人類探索現代化發展路徑提供了新的方案與啟示。

（作者：臧政，系蘇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