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時代邏輯與實踐路向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人類既有的現代化實踐，往往以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為主軸，精神文明長期處於相對從屬的地位，二者的失衡凝固為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難題。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將十四億多人民精神世界的全面發展確立為現代化的內在規定，開創了人類現代化史上全新的文明邏輯。人民的精神力量成為推動現代化的歷史主動力量，而非物質生產過程的被動結果。研究這種力量生成規律的心理學知識活動，也因此獲得了直接轉化為文明創造的物質力量的現實可能。加快構建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正是把這一可能落實為自覺行動的時代擔當。

構建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時代賦予的重大使命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首先是一個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政治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這一重要論述將學術命題上升為治國理政的戰略考量。心理學的特殊性在於，它深刻塑造人對自身的理解方式。人如何認識自我、安頓心靈、處理與他人及世界的關系，無不受制於其背后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預設。這從來不只是學科內部的理論問題，更是深嵌於特定文明秩序之中的奠基性問題。如果一個大國長期以異域理論框架解釋國民心理、以他者概念體系定義精神健康、以外來價值標准評判生活意義，那麼失去的不僅是學術話語權，更是一個文明據以理解和確立自身精神世界的主體資格。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同時是一個賡續文明根脈的歷史命題。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多年，形成了獨特而深厚的心性傳統。從“慎獨”的自我修養功夫，到“推己及人”的關系實踐智慧﹔從“盡心知性”的性命之學，到“致良知”的知行合一之道，傳統心性智慧以其貫通人格涵養、社會倫理與天人境界的整體性，構成中國人精神生活深處的文化基因。然而，這一傳統在現代學科版圖中一度處於邊緣位置，或被貼上“前科學”的標簽束之高閣，或被納入西方概念框架而失其本真。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與“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我們獲得了深度激活這一基因的理論自覺與歷史契機。這意味著超越復古傾向以及對傳統話語的簡單現代改寫，進而以歷史唯物主義對傳統心性資源進行科學辨識、批判繼承和創造性轉化。這是形成民族特色與普遍解釋力相統一的理論創新的必由之路。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還是一個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命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納入國家治理全局。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重視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均提出“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這一系列重大部署，體現了我們黨對現代化規律認識的深化，對人民精神福祉的高度重視，也對心理學提出了更高期待。然而，西方主流心理學根植於個體主義與實証主義傳統，在本體論上將人化約為脫離社會歷史語境的抽象個體，在價值論上以所謂“價值中立”掩蓋特定意識形態立場，在實踐層面難以有效回應中國人所置身的集體主義文化土壤與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正是在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求中，構建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使命愈發彰顯。

在反思中強化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問題意識

構建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首先要反思當前國內心理學研究面臨的突出挑戰。概括而言，挑戰集中體現於三重矛盾之中。

其一，學術引進與文明主體的錯位。長期以來，國內心理學研究內化了以追蹤西方主流為學術合法性基准的知識生產模式。然而，所謂“主流”，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現代性邏輯在心理學領域的理論投射。行為主義側重於可觀測、可操控的行為變量，適應了福特主義標准化生產的效率需求﹔認知心理學把心靈編碼為信息加工系統，契合了認知資本主義對心智運算的程序化調用﹔積極心理學將幸福抽象為個體必須自我負責的精神義務，折射出后工業社會道德私有化的隱性治理。這一演進歷程，正體現了從身體行為的操控，到認知架構的編碼，再到欲望與意義治理的逐級深化。當研究者無批判地將其奉為圭臬，用各種“舶來理論”裁剪本國人民豐富的精神生活時，其內嵌的規范性基因便開始通過學術實踐與日常傳播，悄然置換中國人對自身的理解方式。這種知識生產路徑已不僅是學術依附，更觸及一個文明體如何鞏固精神世界自主立法權的核心問題。

其二，治理技術與人的解放的張力。心理學以對人的特定理解，嵌入社會秩序的建構和個體心靈的塑造。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價值實現愈加依賴認知操控、情感剝削與欲望生產。各種心理學化的治理技術將結構性的社會創傷轉譯為個體內部症狀：生存焦慮被歸結為韌性不足，異化勞動被診斷為職業倦怠，消費主義制造的匱乏被歸因於欲望管理失序。進而，西方主流心理學把服務於資本增殖的適應策略誤認為超歷史的心靈本質，將其經濟系統的內在脆弱性轉嫁為個體只能獨自承擔的心理債務。它在“價值中立”的表象下，被資本邏輯收編為內隱的規訓技術，無意識地再生產了資本主義賴以存續的心理學條件。要害不在於心理學是否具有治理功能，而在於治理功能服從何種目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個本質規定要求中國心理學以人的解放理想統攝知識的生產與應用，使心理學在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成為人民認識自身、發展自身的精神武器。

其三，本土轉化與自主構建的背反。這是前述兩重矛盾的深化與聚焦。我們一方面迫切需要擺脫對西方理論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要高度警惕以本土化混淆自主構建的傾向——僅以中國案例驗証西方理論、用中國話語包裝西方概念，卻不觸動知識生產的基本預設與權力結構。這種“本土化”制造出創新的表象：表面上有中國議題、中國樣本、中國表述，深層卻在西方框架中運轉，其研究議程的設置、理論解釋的基准與成果意義的判定，仍由既有范式的學術標准主導。它不僅使學術依附從外部移植轉變為更難辨識的內部再生產，遮蔽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原創理論問題的自覺意識，更使心理學的規訓功能以更具本土親和力的面貌，侵蝕生活世界中日用倫常所積澱的心靈秩序。這一背反源自將知識本土化與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等量齊觀的偏差。實際上，前者處理的是在學科框架內即可調適的知識效度問題，追求心理學在地緣轉移中的適用性與解釋力﹔后者則關注文明本體層面的知識主權問題，追問知識生產的根本准則與價值定向。因此，構建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既是知識命題，更是文明命題，必須以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為本位，確立理解人、服務人、解放人的文明根基。

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三重構建

真正的問題是西方主流心理學以何種方式限定了自身，至於它提供了多少具體結論，不過是該問題的表象與產物。西方主流心理學在本體論上對人的抽象化預設、認識論上對實証標准的絕對化、價值論上對技術效能的單向度追求，三重底層邏輯環環相扣，構成該范式亟待突破的深層困境。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須從這三個維度重新奠基。

在本體論維度，從抽象心理復歸歷史實踐。西方主流心理學常將特定歷史條件下生成的心理形式誤作超歷史的自然存在，社會關系僅被視為作用於這個既定實體的外部變量。馬克思闡明了心理現象的社會歷史屬性：人在改造自然的生產實踐中，同時改造著自身的自然，使其感官超越個體的生物機能，成為內嵌社會形式規定的“社會的器官”。社會關系直接變成感覺組織自身的操作系統，進而在個體心靈中持續凝結為“動機”“人格”“自我”等基本范疇，由此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才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私有制將人的感覺片面化為“佔有的感覺”，於是塑造出呈現為孤立佔有者的個體自我。這本是特定生產關系的歷史結果，卻被西方主流心理學非歷史地當作人類的普遍本質，並錯誤地確立為研究的邏輯起點。中國心理學本體論構建的首要任務，正是將研究起點從抽象個體重新錨定於“社會個人”——一種以可感覺的自然屬性在場，卻以超感覺的社會關系為本質的歷史性存在。這要求推動學科深度交叉融合，將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心理學、工程心理學等方向所揭示的自然生命機制，納入人類心靈在生產實踐—社會規定—心理生成之間內在統一的辯証總體，使各分支學科的實証積累獲得歷史唯物主義高度的整體性確証。

在認識論維度，從現成性把握走向發生性重構。實証主義將認識預設為個體意識對現成客體的直觀反映，馬克思主義則揭示，認識是經由物質生產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在頭腦中的具體再現，並通過三個遞進環節超越實証主義困境。其一，從后思索，確立認識的科學起點。實証主義從給定現象直接提取“事實”，但認識對象不是現成擺在那裡的。“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隻有從當下最發達的心理形態逆向追溯，才能洞悉其在歷史中動態展開的本質。其二，從具體到抽象，抓住根本范疇。實証主義相信可以從經驗中直接歸納出作為“普適定律”的本質，但本質並非隱藏於僵死事實背后的靜止結構，而是在歷史實踐中不斷普遍操演，又只能通過思維抽象才能把握的現實運動。因此，必須透視心理現象的各種發展形式與內在聯系，提煉出最能全面反映其現實運動方式的根本范疇。其三，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再現歷史總體。以根本范疇為支點，遵循心理現象的歷史生成順序，逐步綜合其多重規定，最終在思維中科學再現心理現實的具體總體。任何心理范疇隻有在具體的歷史總體中才能獲得真實的規定性﹔脫離這個總體的“普適定律”不過是空洞的形式。

在價值論維度，從“價值中立”回到人民立場。“價值中立”以懸置立場之名行維護既定秩序之實，將資本邏輯的客觀化外表等同於科學研究規范，放棄對“為誰服務”問題的終極追問，導致心理學變成手段凌駕於目的之上的技術治理工具。這種止步於客體向度的工具理性把人降格為物，實質是以科學話語再生產現實不平等。中國心理學的價值論構建，需要從客體向度轉向主體向度，並將人民性貫穿始終。廣義而言，它要求揭露“純客觀方法”在資本邏輯中的內在壓迫功能，從社會政治的總體層面重估心理學的“解放相關性”，使其成為提升民生福祉、推動社會進步、促進主體解放的思想武器。狹義而言，即便看似純技術性的實驗與測量，同樣內蘊難以回避的倫理價值。變量選擇、測量標准以及數據解釋，無不嵌入了研究者的理論預設和社會語境。中國心理學不能止步於“技術有效”的中立幻象，而應主動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坐標中彰顯心理學的使命擔當。

在服務中國式現代化中開拓中國心理學新境界

中國式現代化的宏闊進程正在深刻重塑十四億多人的精神世界，但中國心理學的理論構建相對滯后。我們有成功的探索，卻尚未凝聚成原創的話語﹔有鮮活的實踐，卻正待提煉出系統的概念。將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是中國心理學在回應時代呼喚中實現范式突破的歷史使命。

在時間坐標層面，從后果修補躍遷到源頭生成。西方現代性的線性進步論將歷史鎖定為既定軌道的單向演進，促使西方主流心理學始終面向已展開的后果，扮演現代性創傷的修補者。馬克思指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在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實踐中，時間本身成為心理新形態的生成方式。文明新形態不是對既定軌道的追趕，而是對道路本身的開辟﹔心理新形態亦非預成之物的被動映像，而是在實踐中同步生成的創造性精神事實。脫貧攻堅戰筑牢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集體精神﹔生態文明建設重塑了“天人合一、萬物並育”的心理格局。服務這一偉業的中國心理學，其時間坐標必須從“事后補救”前移至“事中創生”甚至“源頭生成”。它不應止步於問題出現后的診斷與修補，而應在創造文明新形態的進程中，主動投入新時代精神品質的發現、培育與升華，將自身鍛鑄為歷史時間展開的精神向度。由此，心理學就從解釋世界的科學升格為改變世界的科學的組成部分。

在空間尺度層面，從孤立個體上升為關系總體。西方現代性以個人身體為界，劃定內外領域之間的絕對分野。心理活動由此封閉於個體內心世界，社會性僅被看作其內在固有屬性統計聚合而成的外部紐帶。馬克思所揭示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被顛倒為“社會關系是人的總和”。這種單子化的空間構型難以總體把握那些在人與人之間涌現的、不可還原為個人心靈實體的集體精神秩序。中國式現代化恰恰是在十四億多人的文明規模上，將這種客觀抽象出來的秩序確立為基本的社會事實。其大規模實踐從一開始就把全體人民納入聯合起來的團結奮斗中，使社會關系不再需要通過抽象個體的中介間接建構，而是作為共同行動的具體顯現形式直接在場。精神富有的尺度便從個體“擁有”的主觀幸福感，轉向由社會關系總體內在規定的精神秩序。人口規模巨大的社會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實質上就是將團結奮斗所生成的精神秩序，自覺轉化為全體人民共享的精神財富。心理學於是從關於個體內在心靈的科學，躍升為研究文明規模上精神秩序涌現的科學。

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心理學提供了最大規模的實踐場域、最豐富的變遷樣本、最緊迫的服務需求。西方心理學將精神閉鎖於個體內心、將歷史簡化為既定軌道、將實踐降格為理論應用的范式，已無法解釋、更無力賦能十四億多人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實踐。中國心理學的新境界，既非對西方范式的簡單追趕或超越，亦非僅為中國人的心理生活提供一套本土化的解釋框架，其根本飛躍在於將心理從被測算和征用的先在實體，確立為人民創造歷史的精神力量。當精神秩序在團結奮斗中直接涌現，當精神富足在共同富裕中同步實現，中國心理學便突破了關於抽象人性的普遍理論，直接參與文明新形態的自我創造，並以對人民精神力量生成規律的科學把握，構成這一力量自我實現的內在環節。這樣的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才能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動能，為人類探索精神文明發展的新道路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王波，系廈門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哲學與心理學交叉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