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算法向善”落實落細

【光明時評】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典型案例，懲治利用搶單“物理外挂”實施不正當競爭的行為。過去，部分使用者借助“外挂”軟件搶單，導致易配送訂單被違規搶佔。這也推動外賣平台在全國上線新的訂單分配模式，通過算法綜合調配訂單，提升算法的透明度、公平性和合理性。

當前，數字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生活。從穿行街巷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到直播間裡的創業者、手機屏幕前的消費者，數字經濟拓展了就業空間，豐富了消費供給，也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算法派單、智能定價、個性推薦和數據風控，讓資源配置更加精准高效。效率提升帶來的紅利值得珍視，數字鴻溝、數據安全、算法倫理等新課題同樣需要審視。

實際上，每一種算法都要回答“優化目標是什麼”。配送系統追求准時率，推薦系統追求停留時長，營銷系統追求成交率——這些目標體現著平台的經營選擇。當目標過於片面，交通安全、內容質量、消費公平等難以量化的維度，便可能被擠到考量的邊緣，出現經濟學中古德哈特定律揭示的問題：當一個單一度量指標成為考核目標，這一指標便可能反過來形成扭曲激勵。以外賣配送為例，訂單完成時間受天氣、路況、商戶出餐和樓宇通行等多重因素影響。如果系統隻依據平均數據設定時限，並把超時與扣款、降權挂鉤，騎手為避免處罰，可能以加速行駛、頻繁變道來消化不確定性﹔平台獲得效率，風險卻更多轉移給勞動者。技術指標的設定不僅是利益的分配，也是責任的分配。

算法依賴雲端數據，也把隱私風險從個人終端延伸到平台和雲端，成為無法回避的公共議題。202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顯示，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分別達6億余條、3億余條，並搭建網站非法提供查詢1300余次，網站訪問量超10萬次。這說明，身份、地址、聯系方式等個人信息可能被跨庫關聯、聚合和交易，一旦泄露便可能迅速演變為精准騷擾。平台應堅持最小必要收集、分級授權、訪問留痕與異常追責，並保障用戶查詢、更正、刪除數據的權利。算法效率必須受到隱私保護、公平原則與社會監督的約束。

消費領域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浙江紹興柯橋區法院審理的一起在線訂房糾紛顯示，長期使用平台的會員實際支付價格反而高於酒店挂牌價。這暴露出大數據時代的新型價格歧視風險：經營者依據不同消費者的支付意願，對同一商品或服務設置不同價格﹔平台若憑借用戶畫像和信息優勢對用戶隱蔽抬價，便可能將個性化服務變成對消費者剩余的攫取。分層定價應遵循公開、可解釋的商業邏輯﹔算法越了解消費者，平台越應以此維護公平、保護隱私。

要讓效率與人的安全感同向而行。我國已形成算法治理的制度基礎。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要求自動化決策保持透明、結果公平公正，不得在交易價格等條件上實行不合理差別待遇﹔《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要求平台說明基本原理，並向用戶提供關閉個性化推薦、管理用戶標簽等功能，讓知情權、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真正融入數字生活。

把“科技向善”落實為治理能力。擁有技術和數據優勢的平台企業，需將“科技向善”的倫理准則嵌入技術研發源頭，確保新技術始終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主動將企業社會責任內置於算法邏輯之中。同時，面對新業態帶來的新問題，法治監管與制度保障必須及時補位，通過科學的機制設計，構建適宜的制度安排。近年來，從多部門聯合印發指導意見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到對過度收集個人信息重拳出擊，一系列政策為可能缺乏“邊界感”的技術套上法治缰繩。未來，還需在勞動保障、利益分配機制上持續深化改革，為人民群眾撐起制度的保護傘。

發展經濟的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技術可以是中性的，但商業模式不應脫離社會倫理與人文關懷的底線。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今天，我們追求的不僅是經濟總量的增長，更是民生福祉的可感可及。一個健康的商業生態，不僅要有精准匹配的“算力”，更要有溫潤人心的“心力”。將人視為目的而非手段，讓勞動者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共享發展紅利，才是真正可持續、高質量的經濟圖景。

（作者：張少瀾，系河海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