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命體”的文明特質與哲學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生命體、文明體、文化主體性、文化自我以及“兩個結合”等原創性概念的提出，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明形態理論。

文明形態的文化蘊含

與林林總總的文化與文明理論相比，馬克思主義文化與文明理論無疑最具科學性與解釋力。馬克思主義認為，文明形態是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並以生產方式的變化發展促進其變化發展的。相對於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對社會發展起能動的反作用。盡管如此，我們並不能輕視意識形態這一“能動的反作用”。唯物史觀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隻有通過意識形態這種形式才能得到具體闡釋與說明，進而使人們清晰認識或把握這些客觀規律並為具體實踐提供指導。馬克思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在馬克思看來，當一個社會出現嚴重矛盾時，意識形態往往成為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克服這個沖突的重要形式。意識形態的重要作用不僅表現在社會變革時期，同樣也表現在和平發展時期。在和平發展時期，意識形態除了為社會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基礎之外，還為社會提供發展圖式與精神動力。有了相應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度安排，社會便有了秩序規范與發展方向，個人也便有了行為依據。

盡管意識形態具有為特定社會提供理論圖式的功能，但它卻不能囊括與解釋一切。這自然是由意識形態的性質與特點決定的。意識形態作為觀念上層建筑，歸根結底由經濟基礎決定並隨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盡管意識形態能夠提供一套關於世界、社會與個人發展的系統理論，但它主要從特定社會的經濟關系與階級結構中生成，尚不足以充分解釋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觀念與價值理念。因此，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還需要引入“文化”的視野。文化是相對於自然而言的，特定民族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過程中，逐漸擺脫自然狀態而邁向文明，並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習慣。在特定社會中，民族文化與意識形態並非並行發展的兩套體系，而是構成一套文化體系。這一文化體系為特定民族和國家提供了關於世界、自然、社會的完整圖式，指引著其生存與發展。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一定的文化體系作為意識形態與民族文化的統一體，其能動的實踐活動所產生的結果，凝結為特定民族與國家的文明形態。由此形成的文明形態便兼具社會形態的文明與民族文化的文明雙重品格。在這種文明形態中，民族文化圍繞社會形態這一軸心得以存續與發展，社會形態則經由民族文化的敘述與表達獲得鮮明的民族印記與民族特征。

文化生命體的哲學性質

文化生命體的形成是有其獨特規律與鮮明特征的。馬克思曾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這不僅科學揭示了人的行為特點，也同樣說明了文化生命體的特征。文化生命體的首要特征在於合規律性。隻有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文化建設的內在規律以及各文化要素之間的有機聯系，並將它們整合為一個內在統一的整體，文化生命體才能在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真正發揮作用。當然，僅僅揭示客觀規律是不夠的，文化生命體還須為人們確立精神家園，由此體現出其另一重要特征——合目的性。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突出體現在其核心價值觀上。核心價值觀既是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准，也是一個民族國家獨特的精神標識，構成其區別於其他民族國家的鮮明精神氣質與特征。進而論之，文化生命體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有機統一。二者並非彼此分離，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正是這種內在互動構成了文化生命體的有機整體性質。合規律性的活動以合目的性為價值導向，合目的性的追求以合規律性為客觀前提，二者有機統一，使文化生命體呈現出鮮明的生命力。

社會是廣泛變化發展的，能否成功使文化生命體賡續發展，就取決於一個民族國家能否堅守文化主體性。隻有具有超越時空價值且能不斷自主創新的文化，才是真正能成功構建文化生命體並保証其健康發展的文化。當然，文化生命體的構建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理論上構建的文化生命體並不一定能產生積極的實踐效果，隻有能真正解決一個民族國家追求自我發展、迎接挑戰和開創新局等重大問題的文化生命體，才是現實的具體的有效的文化生命體。因此，在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以科學理論作為行動指南。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其他理論無可比擬的優越性，根本在於它是科學的理論，在於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科學性，為我們鞏固文化主體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把文化看成是脫離社會存在的孤立現象，而是始終將文化的發展建立在社會實踐的堅實基礎之上，它才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不斷回答時代課題的過程中實現理論創新。

“新的文化生命體”與“兩個結合”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明形態是發展變化的，當一個社會生產方面出現嚴重矛盾的時候，就必須進行文明形態的變革。在此，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兩個決裂”的著名論斷。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文明形態的更新不僅要從所有制等物質方面與傳統社會實現徹底決裂，而且要從意識形態等觀念層面與傳統社會實現徹底決裂。這裡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的“觀念決裂”的思想實際上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與傳統意識形態實現決裂，因為不打破一個舊世界及其相應思想觀念方面的束縛與影響，就無法建立一個新的世界，二是新的文明形態的建立必須要有符合歷史發展規律與趨勢的新的意識形態的指引。不過，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從一般規律層面揭示文明形態的演進與發展，因此，在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時，就必須堅持“兩個結合”並通過創造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方式實現文明形態的生命更新與現代轉型。

“第一個結合”從理論上講就是要解決如何將“普遍”與“特殊”結合起來的問題，但它又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普遍與特殊的結合，這裡有著中國具體實際與國情的“特殊性”以及相應的結合的“特殊性”。這一“特殊性”表現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歐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演進的老路，也不能機械套用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演進的一般公式。因為，當時的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社會的性質與特點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普遍真理未具體涉及的。馬克思晚年也有關於俄國如何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這一設想雖帶有特定的歷史條件限制，但為后來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國家探索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由此，“第一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血的代價以及對歷史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換來的，它成功回答了像中國這樣一個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國家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決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所以說，“第一個結合”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創新，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豐富與發展。通過“第一個結合”，中國共產黨人成功解決了事關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道路”問題，並由此形成了相應的制度與理論優勢。

文化是承載歷史、傳承歷史的重要載體，並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方式使歷史智慧在當代實踐中得以彰顯。由此，“第二個結合”的提出不僅是又一次思想創新與思想解放，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又一次重要發展。任何歷史的發展都是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盡管在社會變革時新舊社會之間要發生“決裂”，但“決裂”不等於“斷裂”，任何新社會的建立都需要以舊社會所創造的物質條件與文明成果為基礎，在批判性繼承人類一切有益成果的前提下，通過對舊社會進行改造與重建的方式來實現。在《關於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講中，馬克思就曾針對工人階級應通過怎樣的方式奪取政權明確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第二個結合”之所以從文化方面強調繼承的重要性，並不是要否定文化之外的社會其他領域繼承的重要性，而是對歷史發展規律充分認識之后得出的科學判斷和科學結論。隨著革命、建設與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眾多領域都需要繼承。此時，就需要進行辯証綜合。通過“兩個結合”，逐步在理論的基礎之上豐富與充實“新的文化生命體”，並以“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實踐指引及其相應的實踐效果進一步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因此，“兩個結合”的過程既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中華文明生命更新中逐步生成的過程，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得以賡續弘揚的過程。

（作者：楊生平，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