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概念的形成、演進及其啟示

【光明學術筆談】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時至今日，“長征”早已超越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戰略轉移這一具體歷史事件本身，而承載著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階段持續進行的意義闡發與價值賦義，從客觀歷史實踐升華為政治概念、精神標識，形成豐富的概念體系。

作為概念的“長征”，是在戰略轉移行進途中，由中國共產黨主動提煉、逐步定型的。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啟戰略轉移，黨和紅軍內部對此尚未形成統一命名。部署階段多使用“突圍”，側重於軍事態勢描述﹔行軍初期常用“西進”“西征”，突出行動方向﹔《紅星報》以“反攻”來表述，彰顯戰略層面的主動性。“長征”本義為長途遠行、征伐出征。《說文解字》將“征”釋為“正行也”，段玉裁進一步引申為“征伐”之義（《說文解字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71頁），這一字義本身就蘊含合乎道義的價值取向。1935年2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告工農勞苦群眾書》，以“長征”指稱紅軍的戰略轉移，提出“我工農紅軍從江西轉移作戰地區，長征到川貴邊地域”，是目前所見專門指代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最早“長征”文獻記載。黨的話語創造，把這一傳統詞語同紅軍戰略轉移緊緊聯系起來，賦予它新的革命內涵。

伴隨戰事推進，“長征”從部隊內部表述，逐步納入黨中央正式文件。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作出決議，文件中正式出現“長征”表述，明確肯定“一方面軍一萬八千裡的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同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指出，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的長征，歷盡艱難困苦北上抗日”，將長征同抗日救亡直接聯系起來，“二萬五千裡長征”這一表述也隨之傳播開來。12月，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系統闡釋長征，以“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三重喻義闡明長征的政治價值，點明“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把黨的領導確立為這一概念的政治內核。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至此，可以說“長征”已從描述性詞語轉化為重要政治概念，承載鮮明的政治屬性與價值立場。

長征勝利后，圍繞“長征”這一概念的意義建構並未止步。全民族抗戰時期，長征成為凝聚民族精神、開展青年思想教育的重要資源。1938年4月，張聞天同志在陝北公學演講時指出，長征之所以震撼世界，根源就在於中國共產黨身上“為了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奮斗與堅持到底的精神”（《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頁）。1939年5月，毛澤東同志以過草地時“有五十天沒有飯吃，吃樹皮”的境遇勉勵青年為民族解放事業矢志奮斗（《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頁）。1945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時局問題及其他》中指出：“萬裡長征，腳走痛了，跑到這個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腳點。我們不是要永遠住在這裡，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這一論述賦予長征“承前啟后”的雙重屬性，把已經發生的長征歷史同未來的革命事業貫通起來。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進一步作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著名論斷。這樣一來，長征更成為接續奮斗的象征。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百廢待興的建設任務和前進道路上的種種考驗，長征記憶持續激勵全黨全國人民砥礪奮斗。1956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援引紅軍過草地的經歷，倡導全社會恪守勤儉建國的方針。1964年10月，周恩來同志指出：“我們遇到困難時，想一想紅軍長征嘛……他們只要還有一點呼吸，都還要掙扎站起來，繼續前進。”（《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頁）長征從歷史記憶升華為現實參照，成為黨帶領人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精神象征。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實踐中，不斷賦予長征新的時代內涵。“新的長征”的提出，實現了改革開放與長征歷史的話語貫通。改革開放初期，黨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定位為“新的長征”，為改革發展事業賦予了深厚的歷史正當性與精神動力。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明確提出，“在新的長征中，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勝利”。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發出“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的號召。此后，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也先后以“新的偉大長征”指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新的長征”的提出，既凸顯了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長期性、艱巨性，又使其與紅軍長征一脈相承，成為凝聚改革共識、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投身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號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實現對長征歷史價值的進一步深入發掘，長征概念體系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得到全方位豐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的歷史方位，對長征的歷史地位、時代價值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習近平總書記從歷史規律高度定位長征，提出“四個偉大遠征”的重要論斷，深刻回答了長征“何以偉大”的根本問題，把對長征的認識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新時代的實踐要求，提出“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強調“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將長征從集體歷史記憶轉化為當代人的責任擔當，賦予長征概念鮮明的實踐指向。用長征意象比喻新時代的奮斗征程，以“雪山”“草地”“婁山關”“臘子口”喻指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深刻指出“長征迸發出的激蕩人心的強大力量，跨越時空，跨越民族，是人類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偉大史詩”，拓展了長征的世界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必須發揚革命戰爭年代那種敢於戰斗、不怕困難的奮斗精神，勇於戰勝各種艱難險阻、風險挑戰，奮力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使全黨全國人民在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長征精神。與此同時，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深入推進，偉大長征精神被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一系列重要論述與相關實踐始終以長征的客觀歷史為根基，又緊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豐富發展，推動“長征”概念形成歷史與現實貫通、理論與實踐結合、民族與世界融通的話語體系。

（作者：蔡 勝，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徽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