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是什麼樣的”：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

【光明學術筆談】

1938年，《紐約時報》在一篇介紹《紅星照耀中國》的書評中，連續以8個問題層層推進，提出了“共產黨是什麼樣的”這一核心問題。往前追溯，斯諾將《紅星照耀中國》的開篇命名為“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這段三千余字的章節幾乎完全由疑問句構筑而成，全文共出現82個問號。再往前追溯，在這段文字的稍早版本——《紅旗下的中國》的開篇“尋找紅色中國”中，斯諾同樣連續提出了59個疑問。顯然，這些疑問句不是修辭手法，而是斯諾等國際人士對“共產黨是什麼樣的”這一問題的真實追問。長征的勝利，用事實的力量作出了最真實有力的回答。

長征開始前，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可謂知之甚少。1927年以后，外國人士與中共之間的直接聯系基本中斷。為數不多的報道，大多以國民黨的宣傳材料為唯一消息來源，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認知幾乎完全被造謠污蔑的宣傳敘事籠罩。長征途中，自認勝利在握的國民黨宣傳機構，迫不及待地將對中共的稱呼從“赤匪”改為“殘匪”。然而，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完成了震驚中外的長征，在陝北站穩了腳跟。一邊是國民黨言之鑿鑿的“‘殘匪’消滅在即”，一邊是紅軍跨越萬水千山勝利會師的事實——這兩種圖景之間的巨大裂痕，讓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無法視而不見。

謠言重復千遍，終究敵不過事實一擊。國民黨長期渲染的虛假敘事，與一支能夠在重重圍剿中完成萬裡長征、並在陝北扎根發展的強大力量之間，存在著難以解釋的巨大矛盾。美國學者韓蔚爾的質疑一針見血：“既然國民黨還不得不在‘作戰地圖上翻來覆去地標記、籌劃’，那麼，他們的所謂‘殘余土匪’的宣傳也就一錢不值了。”（肯尼斯·休梅克：《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頁）宣傳與事實的強烈反差，讓越來越多的國際觀察者開始質疑，激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共真實面貌的好奇與關注。

當時在中國生活多年的斯諾，產生了揭開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真相的強烈願望。他說，我早已不再相信官方發表的關於共產黨的總的宣傳，因為它根本說不通﹔誰能相信，隻對搶劫和殺人有興趣的一些“土匪”，能夠對抗南京的全部軍隊達十年之久？（埃德加·斯諾：《給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的信（1937年2月6日）》，參見裘克安：《斯諾在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78頁）同樣，韓蔚爾也帶著質疑，於1936年專程赴四川開展了為期3個月的實地調查。在他關於紅軍的系列報道裡，貫穿著對“中國共產黨的實力和性質”的追問：“這蘇維埃在哪裡？人數比他們的敵人少，但他們用什麼方法總是獲得勝利？這些紅軍從哪裡來的？”（埃德加·斯諾等：《前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頁）這些追問，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共產黨是什麼樣的？這種好奇甚至延伸到了美國最高決策層。據記載，羅斯福總統曾3次召見斯諾詢問中共情況，並在1937年至1945年間持續通過埃文斯·卡爾遜的密信獲取相關報告。這說明，重新發現和認識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當時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重要議題。

在這一背景下，一批國際人士帶著好奇心和對真相的追問前往陝北蘇區，開啟了向世界客觀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歷程。斯諾的陝北之行，正是這一探索過程的標志性事件。自斯諾進入陝北到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前，一大批國際人士相繼訪問延安，如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德國友人王安娜、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托馬斯·阿瑟·比森，以及菲利普·賈菲、維克多·基恩等。他們的書寫，掀起了一場報道與研究紅軍長征和中國共產黨的熱潮。

長征以其史詩般的壯闊歷程，成為國際社會重新認識中共的關鍵窗口。當斯諾拍攝的相關照片公布於世時，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一個與國民黨宣傳截然不同的革命政黨形象。肯尼思·休梅克評價道，《紅星照耀中國》“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實地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生活……斯諾徹底推翻了‘中國共產黨人是土匪’這一論點，而把他們提高到一個生機勃勃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第47~48頁）。諸多國際人士的長征書寫，從多個維度回答了“共產黨是什麼樣的”這一重要問題。

其一，戰略上的勝利者。作為第一個進入蘇區的西方記者，斯諾率先在世界軍事史上確立了長征空前偉大的歷史地位。他把紅軍長征與土爾扈特部大遷徙、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等世界歷史上的重要事件聯系起來，從中提煉出長征敘事的核心特質——“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頁）。裡奧·胡柏曼、保羅·史威喬則進一步指出，與長征相比，漢尼拔的行軍“失掉了光彩”，拿破侖的撤退只是“災難性的失敗”（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通過層層遞進的國際歷史對標與對話，長征在世界軍事史上的傳奇地位被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與紅軍也由此被塑造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勝利者形象。

其二，具有現代氣息的革命政黨。海倫·斯諾將“年輕的紅軍槍手”與其他國家的革命者進行類比，將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與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俄國十月革命等舉世公認的偉大事件聯系起來。貝特蘭認為中共的革命事業是“世界最偉大的革命運動”，並與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做對比。這些類比成功地確立了中共和紅軍的正面形象，並使人們逐漸了解其為世界反法西斯與追求民族解放的進步力量之一。

其三，承載人類精神價值的引領者。超越具體的政治與軍事評價，國際人士還致力於挖掘長征所蘊含的普遍人類精神價值，將其升華為一座人類精神的豐碑。斯諾首次為長征下了“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的斷語。王安娜將長征稱為“無與倫比的現代奧德賽史詩”，定義為“人類的勇氣與怯懦、勝利與失敗的搏斗”（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40頁）。海倫·斯諾則將紅軍戰士的革命英雄主義與拜倫、雪萊所謳歌的革命理想相對照，認為紅軍的英雄氣質“比浪漫的雪萊派所夢想的‘理想’革命更進了一步”（尼姆·威爾斯：《續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這些書寫將長征提升到關乎人類勇氣、毅力與希望的精神象征，為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注入了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內涵。

總體而言，國際人士以外部觀察者的身份，通過在世界歷史坐標系中的定位，將中國共產黨從被污名化重塑為戰略勝利者、現代革命政黨、承載人類精神價值的引領者。國際人士的長征書寫，不僅為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共贏得國際同情與支持奠定了輿論基礎，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理解中國共產黨的認知框架。

（作者：邵彥濤，系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