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與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的鍛造

【光明學術筆談】

中國共產黨具有其他政黨和政治力量無可比擬的優秀特質。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對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從六個方面進行了系統總結和全面概括。這些優秀特質貫穿黨的百余年歷史發展進程，是讀懂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關鍵密碼。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偉大遠征，既對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產生了深遠影響，又生動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深刻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的內涵。

一

政黨優秀特質的形成，源於政黨性質、宗旨和價值取向，與政黨實踐、歷史條件和時代境遇密切相關。紅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歷史實踐，其發生的歷史環境和時代境遇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的形成，紅軍長征的過程是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凝練的重要階段。

獨特的歷史實踐。紅軍長征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其歷時之長、規模之大、行程之遠、環境之險惡、戰斗之慘烈，在世界戰爭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長征途中，紅軍將士抱定以死求生的信念，同敵人進行了600余次戰役戰斗，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頑強意志征服了人類生存極限，創造了氣吞山河的人間奇跡。這種獨特的經歷，是鍛造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的實踐基礎。

獨特的歷史環境。黨的二大作出加入共產國際的決定，標志著中共在組織上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各國共產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在理論傳播、組織建設、綱領制定、人才培養以及推動國共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具體指導，並為中共提供了支持，幫助中共擴大了影響。但共產國際高度集權的體制以及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損失。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歷多次慘痛教訓之后，深刻認識到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紅軍長征途中，黨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走向獨立自主解決問題、把准前進方向、掌握戰略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長征獨特的歷史環境，為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提供了歷史機遇。

獨特的歷史使命。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迅速作出反應。9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譴責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抗日救國主張，號召全國人民“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答”，“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陸海空軍滾出中國”。9月30日，中國共產黨再次發表宣言，進一步強調依靠全國的工農兵學生以及一切勞苦民眾，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打擊。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前，中共已於7月派出紅七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並在出發前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聯名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明確提出五項抗日主張。1935年華北事變后，隨著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黨中央通過兩河口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明確將北上抗日確立為長征的戰略方針。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獨特使命，客觀上有利於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

二

紅軍長征既使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得到淬煉和升華，也使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得到充分體現，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的內涵。

矢志追求真理，始終把准前進方向。長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通過長征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找到了指引這條道路的正確理論。長征前及長征初期，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無視敵強我弱的客觀實際，機械照搬外國經驗，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面對生死存亡的危機，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上深刻反思，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剖析失敗根源，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才把准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

深深植根人民，始終擁有堅實根基。長征勝利的根本原因在於紅軍始終植根人民、依靠人民。紅軍所到之處，嚴格執行群眾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紅軍在遵義等地帶領群眾取消苛捐雜稅，沒收地方豪紳的土地和財物分配給貧苦農民。紅軍在沿途幫助群眾建立地方政權，如在貴州建立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遵義縣革命委員會，在民族地區建立藏族蘇維埃政權等。紅軍幫助彝族群眾建立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在黔西北組織建立貴州抗日救國軍，並在扎西組建川南游擊縱隊。中國共產黨聯系群眾、宣傳群眾、武裝群眾、團結群眾、依靠群眾，以自己的模范行動贏得人民群眾真心擁護和支持，使長征擁有堅實的群眾基礎。

勇擔歷史使命，始終掌握戰略主動。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長征之初的戰略動機就具有雙重性：既是基於自身生存需要的戰略轉移，也是基於民族大義的抗日救亡。隨著長征的推進，黨中央明確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向，把解決自身生存危機同拯救民族危亡緊密聯系在一起，實現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高度統一。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不僅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戰略轉移，更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從南方轉移到北方，使中國共產黨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線，實現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為全民族抗戰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順應發展潮流，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長征前和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深刻洞察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准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由階級矛盾向民族矛盾轉變的大勢，果斷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將戰略退卻與戰略防御有機結合起來。1936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大學講演時，提出一個重要判斷：“紅軍的戰略退卻（長征）是紅軍戰略防御的繼續”，通過戰略退卻贏得戰略主動。長征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高舉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旗幟，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匯聚起全民族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強大力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順應發展潮流，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優秀特質。

敢於善於斗爭，始終保持必勝信心。紅軍長征是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下進行的，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政治品質和軍事智慧。這種敢於善於斗爭的政治品質既體現在與強大敵人的殊死搏斗之中，也體現在與黨內錯誤路線的斗爭之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戰役戰斗，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軍事斗爭的戰略戰術。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敢於善於斗爭，才能始終保持必勝信心並不斷取得勝利。

注重強健自身，始終充滿生機活力。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被困難壓垮，反而經過磨礪實現了自身的壯大、團結和統一。通過思想建設破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組織建設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通過紀律建設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提高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紅軍長征的過程，也是強健自身、推進黨的建設的過程。

三

紅軍長征鍛造並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不僅促成了長征的勝利、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而且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促成紅軍長征的勝利。紅軍長征凝練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優秀品質，促使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成為紅軍長征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証。中國共產黨制定一系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戰略和戰術，促成紅軍長征的勝利。同時，偉大長征及其前后凝煉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能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礎。經歷長征淬煉幸存下來的黨和紅軍骨干，成為治黨治國治軍的骨干，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形象。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是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內核，支撐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建構。1935年10月，陳雲同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報告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時指出，“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成熟了”。12月，毛澤東同志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指出：“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不怕任何艱難困苦”集中詮釋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這些展示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的敘事對於塑造中國共產黨形象產生了重要影響。

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和認同。1935年7月，Ar·哈馬丹在蘇聯《真理報》刊發《中國紅軍的英勇進軍》一文指出，“中國紅軍主力部隊從江西省向四川省的進軍，是真正革命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大無畏氣概的卓越范例。世界上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過去和現在都不曾實施過如此艱苦卓絕的行軍”，“在革命戰爭的歷史上也不曾有過這樣的進軍”。可見，國際社會關注長征的時間早，對長征歷史地位的評價甚高，對塑造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形象產生了重要影響。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認定長征是“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不論對紅軍及其政治立場有什麼看法，但不能不承認“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與紅軍長征相比，“漢尼拔經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漢尼拔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是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最傳奇的軍事行動之一，斯諾將其視為“一場假日遠足”，在對比中生動凸顯了紅軍長征的歷史地位。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紅軍戰士有相當部分是中共黨員，國際社會對紅軍的肯定，實質上是對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的贊譽和認可。

紅軍長征鑄就了偉大長征精神，也鍛造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長征成為中國共產黨優秀特質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歷史環節，這是解讀長征歷史意義與歷史地位的新維度、新視角。

（作者：陳金龍，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