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學術推動構建知識生產新生態

伴隨移動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普及，一些非專業學術背景的普通民眾依托短視頻、播客、社交媒體等平台，主動參與學術性話題的討論、創作，形成了一種新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樣態——大眾學術。大眾學術是在數字媒介環境下，由專業學者、知識型創作者與普通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對學術知識進行的大眾化轉譯、參與式傳播與公共性生產。在這一過程中，專業話語被轉化為普通人可理解的表達，數字平台、算法推薦、社交網絡構成其傳播路徑，知識在公共空間被不斷補充、修正、再闡釋，催生出一種開放、流動、去中心化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新生態。

讓知識生產成為開放的多元主體參與的過程

每一輪媒介技術變革都會重塑知識傳播與生產的結構。盡管技術推動知識以更快、更廣、更低門檻觸達更多人，但是參與知識生產的始終是少數人，大眾只能作為接收端接受經過篩選的知識，知識生產的權力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數字技術第一次改變了生產端的結構。一個平台賬號可以讓非專業者生產的內容被數百萬人看到，算法推薦使細分領域知識能夠精准觸達興趣人群，AI工具進一步降低了內容生產的技術門檻，參與知識生產從少數人的特權變為多數人的可能。可以說，大眾學術的興起，技術是必要條件。

真正讓大眾學術“火”起來的，是技術門檻降低與教育基礎、公眾需求、商業模式之間的共振。2025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61.30%，規模龐大的“知識大眾”是大眾學術的人才條件。在終身學習的社會氛圍中，人們需要通過知識更新獲得職業發展、涵養精神，大眾對學術知識的需求持續增長。同時，平台打通了知識性內容轉化的商業模式，流量傾斜、創作激勵、出版計劃等的扶持，為創作者提供了可見的成長路徑。技術提供了可能性，教育提供了主體條件，需求提供了持續動力，平台提供了組織化路徑，四者共同促進了知識生產權的結構性開放。

從本質上看，大眾學術不是“學術的通俗化版本”，而是一種知識生產新生態。其核心特征是，知識生產的參與主體從“建制化的專業研究者”擴展到“擁有數字終端和探索精神的普通人”。這意味著，知識生產由一個少數人從事的相對封閉的專業性活動，轉化為一個開放的、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過程。

大眾學術帶來的積極效應與風險隱患

大眾學術最直接的積極效應，是推動學術成果向公共知識轉化，促進知識普惠。專業學術傳播長期依賴期刊、會議、專著等渠道，存在周期長、門檻高、覆蓋面窄的局限，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難以進入公眾視野。大眾學術生態中，知識博主將學術話語“轉譯”為易於理解的多模態內容，公眾通過評論、二創等方式參與知識再生產，由知識“消費者”轉化為“產消者”。

此外，大眾學術還構建了非建制化的公共討論場域。2025年青海“昆侖石刻”事件中，不同專業學者與廣大考古愛好者在互聯網上展開跨圈層爭鳴，眾多網民以轉發、評論等方式深度參與，展現出專業學術難以比擬的傳播效率和認知多樣性。一個小眾的考古學議題從專業圈層溢出為現象級公共文化事件，折射出大眾學術的開放性與參與性有助於達成更廣泛的理性共識。

大眾學術的“去建制化”特征，既是其寶貴的活力來源，也為其帶來結構性風險。一是質量失控與偽科普泛濫。“去建制化”模式使知識生產失去了專業學術的同行評議、編輯把關等質量保障機制，人人都能成為知識生產者后，“誰來為信息的真實性負責”成為現實問題。二是算法邏輯與知識價值錯位。在大眾學術的生態中，算法成為主導中介，其底層邏輯是追求用戶停留時長與互動頻次的最大化，而非知識價值。三是商業利益扭曲知識傳播邏輯。在利益驅動下，慣用科學概念包裝的偽科普層出不窮，形成流量變現的灰色產業鏈，扭曲了知識傳播的動機。

積極效應與風險隱患是大眾學術這一新現象的一體兩面。大眾學術的良性發展，就是要在保留其開放性和參與性的前提下，建立與數字傳播生態相適應的質量保障機制和公共討論規范。

在規范與激活中尋找治理的動態平衡

討論大眾學術的治理之道，必須認清大眾學術與專業學術的關系。當前，大眾學術在知識傳播層面已經主流化，但在知識生產層面，專業學術仍有大眾學術無法替代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第一，學術的本質在於“求真”，專業學術通過同行評議、可重復性檢驗、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討論等不斷修正錯誤，而大眾學術缺乏系統性的糾錯機制﹔第二，專業學術通過知識積累，逐漸形成系統知識譜系，而大眾學術的知識生產往往是“點狀”的、即時的，難以形成學科沉澱﹔第三，專業學術通過主體身份、研究經費等建制，為長周期深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大眾學術天然傾向於“短平快”，難以產生基礎性研究的重大突破。由是觀之，專業學術將繼續主導知識的認証與積累，大眾學術則主導知識的傳播與公共化，知識傳播與生產的版圖正在從“單中心”走向“雙軌制”。

大眾學術的治理邏輯不在於“誰替代誰”，而在於促進健康發展，使知識傳播與生產更加協調有序。一方面，推動平台強化管理責任，建立健全知識性信息的審核與監督機制，能夠對偽科學、反科學信息及時採取措施﹔同時，向“主動育優”轉型，將內容的專業性、原創性、社會價值等參數納入推薦模型，用算法邏輯的“隱形編輯方針”引導知識生產規范發展。另一方面，引導公眾樹立作為知識傳播和生產主體的責任意識，建立與數字時代相適應的媒介素養和學術素養，強化觀點需要証據支撐、結論應當接受檢驗、錯誤應當被承認和修正、學術討論需要“更好的論據”而非“更大的聲音”的認識，推動公眾成為良好知識生態的守護者。

歸根結底，大眾學術的治理要在“規范”與“激活”的張力中尋找動態平衡，形成以公眾為主體、以平台為樞紐、以法治為底線的多元協同治理格局，推動大眾學術成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有生力量。

走知識生產與人民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大眾學術的興起不是孤立的技術現象，而是中國共產黨推動知識生產與人民實踐相結合的優良傳統在數字時代的新發展。在這一優良傳統中理解大眾學術，包括幾個重要維度。

人民性是根本立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脫離了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從“為人民做學問”到“讓學術成果惠及廣大人民”，人民性始終是這一傳統的價值核心。大眾學術正是這一立場在數字時代的規模化展開。

實踐性是認識論根基。我們黨從來不把知識生產視為書齋裡的孤立活動，而是將其錨定於社會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明確提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大眾學術使科學愛好者、基層工作者、技藝傳承者等普通人，得以將其實踐經驗轉化為公共知識。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必須深植於中國人民的社會實踐之中。

群眾路線是方法論路徑。知識的來源不應局限於學術組織，“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重要的知識生產方法論。特別是一些地方性知識，如方言、民俗、民間技藝、地方史等容易被專業學術忽視，但在大眾學術生態中卻能找到積極參與者。此外，在需要大規模觀測的數據密集型領域、需要多元認知框架碰撞的交叉創新領域，大眾學術的分布式參與和認知多樣性都具有獨特優勢。

開放性是時代要求。知識生產是在與時代、與世界的對話中不斷發展的。當前，全球知識競爭激烈，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范式和話語體系影響仍在，中國的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同國際地位還不相稱。如何營造一個開放的知識生態，既保障知識的可靠性與普惠性，又保護大眾參與知識生產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讓專業學術與大眾學術在分工協作中形成合力，這是我們在世界知識競爭與大國博弈中必須回答好的時代命題。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信息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