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人工智能與哲學社會科學深度融合

202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當前，人工智能正重塑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由此產生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深入研究、作出回答。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技術也為研究這些新問題、深化對既有問題的認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在人工智能浪潮的推動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正經歷學科視域、研究范式、工具方法和組織形式等深刻變革，也面臨價值立場、結論可靠性、學術倫理和研究主體性等多重挑戰。對此，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賦能哲學社會科學的內在邏輯與外在影響，積極回應智能化變革帶來的新問題，通過綜合施策，穩妥審慎推進人工智能與哲學社會科學深度融合，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

人工智能拓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廣度深度效度

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了質的飛躍，基礎研究、知識創造更加呈現跨學科交叉的趨勢，衍生出計算社會科學、機器行為學、人工智能心理學、數字人文等新興的學科增長點，帶來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全方位變革，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視野、觀察視域以及知識生產和傳播具有革命性影響。

人工智能推動理論驅動與數據驅動更加緊密結合，為哲學社會科學發現問題、建構理論開辟了新路徑。傳統的理論驅動型研究，通常先依據理論推演和現實觀察提出假設，再收集數據、建立模型加以實証檢驗。借助人工智能強大的數據處理、模式識別和模擬推演能力，研究者可以降低對預設理論模型和變量關系的依賴，從大規模、高維、多模態數據資料中識別出常規分析不易發現的復雜關聯、群體差異和異常模式，為發現既有理論尚未充分解釋的問題提供線索，並為后續的理論建構、數據探索和實証檢驗提供支撐。人工智能驅動的數據分析不僅服務於假設檢驗，也有望更深入地參與問題發現和理論建構，深化對個體行為和社會運行機制的認識。

人工智能為科研活動提供全流程支撐，減輕事務性工作負擔，使研究者將更多精力投入原創性研究。人工智能正在融入文獻研究、資料分析、成果呈現等科研環節，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技術輔助。在文獻研究中，人工智能可以輔助開展海量學術資源的檢索、歸類和綜述，幫助研究者梳理相關成果。在資料分析中，人工智能既可輔助定性研究中的訪談材料編碼、主題識別與跨案例比較，也可支持定量研究中的數據清洗、復雜關系建模與結果可視化。在成果呈現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輔助進行文稿撰寫和多語言翻譯，也可以通過新的技術手段豐富文化遺產的呈現樣態。這些應用有助於減少重復性勞動，使研究者更專注於提出問題、建構理論等更加復雜、更具創新性也難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研究活動，推動形成“人工智能處理數據，人類專注創新”的科研模式。

人工智能通過合成數據生成與情景模擬，拓展了現實觀察之外的場景空間，為認識復雜社會過程提供了新手段。傳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通常通過問卷調查、行為實驗、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等方式收集資料，認識個體和群體及其動態演進特征。人工智能在輔助傳統研究的同時，可以通過智能體模擬來生成合成樣本數據，為在現實觀察之外考察和理解研究問題提供了新的手段。通過設定適當的情景和條件，智能體可以模擬個體反應與群體互動，考察不同條件下可能出現的行為結果，為形成研究假設、推演可能機制和改進研究設計提供輔助。特別是對於自然災害、網絡暴力等難以直接開展實驗的研究，智能體模擬可以提供情景推演與輔助分析，有助於拓展研究者對復雜社會過程的認識。

我國在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中的豐富實踐，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引領國際學術前沿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人工智能不僅改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手段，也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對象。人工智能在經濟生產、組織管理和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導致一系列新問題的出現，催生了算法歧視、數據主權、算力壟斷等治理議題。我國走在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前列，在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賦能應用和監管治理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創新實踐探索，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肥沃土壤。在新問題不斷提出、新的解釋框架逐步形成的過程中，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有機會在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領域主動塑造新的學術議程、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題，形成扎根中國實踐、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原創性理論成果。

人工智能對哲學社會科學帶來多維度系統性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帶來前所未有發展機遇，也帶來前所未遇風險挑戰”。人工智能驅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范式變革，拓展了研究視野和觀察視域，提升知識生產和傳播效率，但也在價值立場、知識生產、學術倫理和研究主體性等層面帶來挑戰。

人工智能訓練數據的隱含偏見與情境理解局限，可能導致研究結論出現價值立場偏差。大模型依賴現實語料進行訓練，可能繼承訓練數據中固化的價值偏見。如果訓練數據在性別、種族等關鍵屬性上存在失衡，或者研究者選擇特征不當、賦予數據權重不合理，都可能使人工智能在研究過程中復制甚至放大既有社會偏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高度依賴具體、動態的社會語境，其內涵會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而人工智能主要依據既往數據進行分析，難以充分把握具體而動態的社會情境，由此生成的研究結論難以充分體現現實社會中的價值判斷，進而產生價值立場上的偏差。

人工智能模型的“幻覺”現象和“黑箱化”特征，可能影響研究結論的准確性和可解釋性。大語言模型在內容生成過程中可能出現“幻覺”現象，輸出看似語義連貫、邏輯自洽但實則虛假的內容，常表現為編造的歷史數據、虛構的專家觀點和偽造的引用文獻。若研究者缺乏足夠甄別能力直接引用，則可能誘發不實結論。如果任由“幻覺”內容廣泛傳播，可能會消解專業權威、干擾后續研究，甚至誤導學科發展方向。人工智能大模型內部運算機制高度復雜，輸出依據不夠透明，導致結論形成過程、結論適用條件不清晰。

人工智能深度參與知識生產，加大了維護學術規范和學術誠信的難度。人工智能深度參與研究，改變了知識生產的分工方式，使研究貢獻識別、成果歸屬和責任認定更加復雜。現行學術署名規范與倫理准則主要針對人類研究者設計，難以直接適用於人機協作成果，相關著作權認定標准目前仍存在較大空白。人工智能在降低知識生產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學術不端的門檻。生成式工具在輸出內容時普遍缺乏清晰的來源標注，嚴重削弱了學術引用的規范性和可追溯性。研究者若未經核查便直接使用，可能造成來源隱匿、引用失范和內容失實，甚至卷入學術不端，危及學術誠信。

對人工智能的過度依賴，可能消解研究者的認知主體性，削弱其獨立思考與原創探索能力。人工智能的普及，對人類知識生產和獲取方式帶來了革命性變化，但也可能弱化研究者的批判性與創新性思維，給人類的認知主體性帶來現實威脅。個體過度依賴人工智能技術手段，導致其主動獲取信息、進行邏輯分析和事實核查的能力被系統性削弱。如果只是被動接收人工智能提供的唾手可得的答案，也極易陷入“認知卸載”的困境。長此以往，不僅可能削弱人作為研究主體的獨特創造力，還可能導致學術創新停留於表面整合，影響整體研究質量。

推動人工智能和哲學社會科學雙向賦能深度融合

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我們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發展和安全並重，准確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和規律，統籌推進科研組織模式轉型、基礎設施建設、復合型人才培養、學術倫理規則完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和國際合作交流拓展，確保人工智能輔助研究可靠、可信、可控，夯實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的根基。

構建人機協同模式，推進科研人員角色調適。人工智能賦能哲學社會科學，不只是研究工具的更新，更涉及知識生產中分工關系的調整。高校和科研機構應圍繞重大研究任務，推動專業知識、技術力量和數據資源協同配置，探索研究者主導、人機優勢互補的新型科研組織模式，使技術能力的提升與研究組織方式的創新相互促進。一是制定並動態完善人機協同的倫理准則與學術指引，明確人工智能在數據處理、信息分析與輔助推理中的角色邊界，防止其過度替代人類的理論創造與價值判斷。同時，引導科研人員樹立正確的技術觀、倫理觀、價值觀，為人機協同模式注入價值理性，確保人工智能研究活動符合人類基本價值。二是引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主動承擔模型偏差識別者、人工智能數據驗証者、人機協同優化者等新型科研角色，守住人類知識創造的科學底色和責任底線。這並非要求人工智能永遠“不犯錯”，而是在人工智能犯錯時，確保人類依然具備識別錯誤、糾正偏差與重建真相的能力。三是鞏固知識創造中人的主體角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核心價值在於批判性思維和理論建構，這是人工智能難以替代人類的關鍵方面，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守護和強化研究人員自身獨有的獨立思考與批判性思維能力，將研究問題的定義權和研究議題的設置權牢牢掌握在人類手中。

加快建設面向哲學社會科學的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整合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數據資源、算力資源、知識庫資源與開源工具鏈，建設集成“數據—計算—知識—智能”的國家級人工智能賦能哲學社會科學科研基礎平台，形成涵蓋文獻研究、理論構建、數據標注、硅基實驗、知識生成、仿真模擬等的全過程科研賦能體系。一是加快建設國家級哲學社會科學數據資源庫。匯聚歷史檔案、文獻語料、調查數據、經濟數據、社會數據、政務數據和案例資料等多源數據，打造標准統一、開放共享的多模態、高質量公共數據資源體系。完善數據使用授權、來源追溯和安全共享機制，提高數據資源的可獲得性與可復用性。二是建設面向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專用模型集群。優先發展智能文獻分析、知識圖譜關聯、硅基樣本構建、多智能體仿真模擬等科研能力，提升模型的語言理解、生成、推理和預測能力，更好適應多學科場景下的復雜研究任務。針對哲學社會科學語料多源、語義復雜等特點以及意識形態屬性和價值對齊要求，鼓勵利用專業領域高質量數據集對專用模型進行訓練、微調和優化。三是打造自主可控、知識集成的學科智能體集群。圍繞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任務，支持若干高校和科研機構聯合攻關，系統整合國內外學科基礎文獻、專著教材、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等文獻語料，面向科研和教學場景集成研發哲學社會科學智能體集群。將學術規范、公共倫理和核心價值等嵌入智能體建設，探索建立學科智能體研發、使用和管理的規范和指引。

著力打造高素質復合型人才隊伍。一是提升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人工智能素養。將人工智能基礎知識、數字倫理、算法素養和批判性思維納入科研人員培養體系，讓每位科研人員既熟練掌握和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又對模型“幻覺”、隱私泄露等風險保持警惕，提升其負責任利用人工智能輔助科研的能力。二是鼓勵高校布局計算社會科學、數字人文等交叉學科，推動人工智能與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等學科深度融合，開設數據科學、數字治理和批判性思維、人工智能倫理等跨學科課程，培養兼具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的復合型科研人才。三是推動教學科研深度融合，實施面向在校學生的培養計劃，強化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培養數字素養和合規意識，引導學生在科研實踐中不斷提升駕馭人工智能技術的能力。

完善人工智能科研應用的管理監督機制。人工智能科研治理不僅要防范誤用和濫用，也要為負責任的學術探索創造條件。完善資源共享和科研協同機制，推動規則適時調整，為新的研究實踐提供制度支持。一是堅持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相結合，鼓勵各高校和科研機構根據使用主體、研究目的、應用場景等實際，制定適合學科特點的人工智能使用披露規范。二是完善人工智能生成或輔助生成內容的審核機制。加強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審核的技術供給和賦能，重點突破智能審校、社會偏見校正、不良價值取向排查等關鍵核心技術。夯實各學術單位的內容審核把關責任，識別並及時處置可能存在的歧視偏見、意識形態問題等風險。三是完善人工智能使用的責任認定和容錯機制。人工智能技術具有更新迭代快、應用邊界不確定等特點，應統籌考慮人機協同程度、模型迭代、訓練數據來源、學科特點等因素，建立動態的責任劃分機制。明確科研人員在使用披露、結果核驗和問題糾正等環節的合理注意義務，區分履行相應義務后仍難以避免的技術性失誤與隱瞞使用、疏於核查、故意造假等行為，既為負責任的科研探索提供制度保障，又要防止人工智能被誤用和濫用。四是健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人工智能科研倫理審查機制。建議在國家層面設立專門的哲學社會科學倫理審查機構，制定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特點的人工智能科研倫理指南。完善哲學社會科學數據治理制度，制定數據分級分類標准，構建敏感數據脫敏處理與可信計算機制，確保數據安全。

加快構建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自主知識體系。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豐富實踐和前沿探索，為構建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基石和底氣。一是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對人類認知判斷、倫理規范等方面的深層次影響和作用機理，研判人工智能應用帶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及相應的治理機制，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的理論體系。二是圍繞人工智能引發的重大社會變革，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發、場景應用、社會治理同步開展，研究基礎概念和經典理論的新內涵新特征，挖掘提煉新概念新理論，提出具有解釋力的理論命題。三是聚焦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中的重大現實需求，調動科研機構和智庫力量開展前瞻性針對性研究，在研究真問題、解決真問題中發展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爭取拿出用得上、能管用的成果，為推動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行穩致遠提供研究支撐。

深化哲學社會科學國際交流合作。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文化嵌入性。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國際合作，既要遵循學術交流的一般規律，也要尊重不同文明的知識傳統、數據主權和倫理差異。一是推動構建全球人工智能賦能哲學社會科學合作網絡，支持國內院校與國外頂尖學術機構圍繞共同問題開展聯合研究，加強研究方法交流和科研資源共享。二是推動發起跨境哲學社會科學數據共享聯盟，建設跨境可信哲學社會科學數據空間生態鏈，在遵守各國數據法規和倫理規范的前提下，為部分社會調查數據、國際比較數據在全球范圍內的共享流通提供技術保障。三是積極參與知識生產規則制定，推動建立大模型社會影響評估國際標准，重點評估大模型的社會風險、倫理責任和學術影響。四是積極講好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的中國故事，促進經驗分享與文明互鑒，為拓展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國際理論前沿貢獻中國智慧，為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貢獻中國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人工智能推動社會實踐和知識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既提出了新的理論課題，也為認識社會、創新理論提供了新的手段。人工智能越發展，越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人文滋養、理性思考與價值引領。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在擁抱技術變革中保持獨立思考，在推進知識創新中堅守價值追求，將歷史機遇轉化為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際成果，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實現更穩健、更高質量的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