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相向而行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格局加速調整，科技革命迭代演進，各類全球性挑戰交織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其中中美關系更是超越雙邊范疇，成為攸關世界前途命運，牽動和平、穩定、發展和全球治理的最關鍵變量。從5月北京會晤到9月華盛頓會晤，兩國元首半年內實現互訪，創造了中美交往的歷史，開啟了兩國關系的新航程，具有裡程碑意義。中美兩國元首共同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這一新定位並拓展其內涵，其本質就是探索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這既是中美兩國的責任，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頂層共識更加鞏固

縱觀歷史，戰略誤判往往是大國沖突對抗的重要誘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戰略認知問題始終是中美關系必須扣好的“第一粒紐扣”。兩國元首形成的彼此尊重、真誠相待的相處模式，成為中美關系最寶貴的戰略資產，也是校准戰略方向、化解重大誤判、管控分歧矛盾最具權威性的制度安排，是中美關系的定盤星。2026年5月特朗普總統訪華和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完成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這一戰略共識的雙向確認，形成一套邏輯完整、內涵清晰的大國相處新框架：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踐行尊重、公平、對等原則，推動中美走向“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新常態。

2026年兩輪中美元首會晤，從頂層推動對中美關系的戰略再校准，有力破除了長期困擾雙邊關系的認知問題、錨定了兩國關系穩定發展的正確方向。此次最高層級政治承諾，根本摒棄了“非友即敵”的錯誤二元敘事，在承認中美社會制度、歷史文化、發展階段不同的基礎上，鮮明確立了“差異不等於威脅、競爭不等於對抗”的核心要義，精准解答了“中美究竟是對手還是伙伴”這一根本的也是管總的問題，有效廓清了籠罩雙邊關系多年的定位迷霧。這一重大戰略校准，精准回應了美國國內長期存在的對華認知偏差。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對華戰略認知始終分裂對立、博弈拉扯：一派勢力深陷冷戰思維桎梏，將中國片面界定為“頭號對手”甚至“戰略敵手”，固化“非友即敵”極端敘事，持續鼓吹大國對抗與陣營對立﹔另一派務實力量則立足中美交往廣泛全面、利益深度交融的客觀現實，認識到沖突對抗的巨大代價，主張管控分歧風險、推動務實合作。兩股力量的持續博弈，使得美國對華政策缺乏穩定性，也令中美關系幾度起伏。特別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少觀察人士以大國權力轉移往往誘發重大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論，悲觀推演中美必然走向對抗。但是中美今年兩次成功的元首會晤，則以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架起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橋梁，以行動証明人類歷史從來不是簡單的宿命循環，文明的進步恰恰體現為人類能夠以理性克制沖突、以智慧尋求雙贏。兩次元首會晤向世界表明，中美完全可以在務實合作中互利共贏，在良性競爭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異中妥處分歧，在累積互信中構筑和平，走出一條正確相處之道。

回望中美關系正常化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兩國曾隔絕對立，也曾攜手合作，近年來則經歷經貿摩擦、科技博弈、地緣分歧等重重考驗。在9月會晤中，兩國元首則以更加宏闊的視野憶及中美作為二戰盟友並肩作戰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歷史。這充分証明，中美關系一路走來具有歷史的獨特性，決非簡單的二元對立，也不存在“宿命論”。兩次元首會晤凝練出中美正確相處之道的清晰完整邏輯鏈條：相互尊重是根本前提，不沖突不對抗是底線紅線，合作共贏是共同目標。在尊重、公平、對等的基礎上，中美完全可以不回避競爭，不放大分歧，不走向對抗﹔在維護各自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擴大共同利益，管控風險矛盾，穩定雙邊關系，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

四大條件逐步具備

從中美元首兩次會晤的落地成果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已初步形成四方面的共識基礎。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動蕩變革期，中美關系已具備穩下來向前看的有利條件。

一是實現中美關系戰略再定位，重塑雙邊認知基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部分力量習慣於把大國對抗舊腳本套用到中美互動中。兩次元首會晤確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不諱言雙方有競爭的基本事實，但強調競爭應是良性的、有邊界的﹔正視雙方存在分歧，但拒絕讓分歧主導雙邊大局。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共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這一認知基礎的再明確、再鞏固，使得中美關系企穩發展有了更加堅實的戰略依托。

二是重建多層級常態化溝通機制，筑牢穩控關系護欄。大國相處的關鍵風險，往往不是利益分歧本身，而是危機時刻溝通渠道中斷，事態發酵之后缺少緩沖空間，局部意外摩擦升級為全局性對抗。歷史上不少大國沖突，很多並非源於不可調和根本矛盾的直接爆發，而在於缺乏有效管控導致的危機螺旋上升。兩次元首會晤就此作出系統性安排：保持元首會晤、通話、信函渠道持續暢通﹔在經貿、軍事、人工智能等領域完善專門溝通機制，防止誤解誤判。這些機制安排的戰略價值，就在於前置風險預防，建立沖突“熔斷機制”，避免單一事件綁架整體關系，防止局部摩擦意外滑向不可控局面。中美國情不同，存在分歧很正常，有些分歧還很尖銳，不少矛盾也很復雜。但在求同存異中妥處分歧和矛盾，是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的應有之義。

三是達成一批實質性、有分量的務實合作成果，進一步加強共同利益紐帶。大國之間的務實合作，是維系雙邊關系持續發展的重要紐帶。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兩國達成一系列重要合作成果：經貿領域，建立並推進貿易理事會等機制，達成“300億美元”對等降稅安排，延期吉隆坡經貿磋商成果等。前沿治理領域，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對話機制，建立人工智能突發事件溝通渠道。安全和執法領域，禁毒合作取得可視化成果，聯合破獲多起新精神活性物質案件﹔兩軍簽署危機溝通與預防諒解備忘錄，推進美軍在華失蹤人員遺骸搜尋合作。多邊層面，雙方確認相互支持辦好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中美此番達成的系列務實合作，從傳統經貿領域，延伸到數字科技、公共安全、全球治理前沿，不斷拓展利益交匯面，既惠及兩國民眾和世界各國，也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加固了利益紐帶。

四是堅定宣示原則立場，標定正確相處的底線紅線。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重要原則是現代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基石。對中方而言，台灣問題、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不容挑戰的底線紅線。習近平主席在訪美期間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為中美戰略合作和兩國關系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習近平主席的堅定宣示，展現了中方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也把“尊重”這一處理雙邊關系的首要原則向美方作了清晰傳遞，有助於美方進一步理解中方的底線所在，以審慎態度處理敏感復雜問題，提升雙邊關系的穩定性。

綜上可見，中美元首會晤已凝聚四點關鍵的戰略共識。其一，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兩國經濟深度嵌套交織，全球性挑戰紛繁復雜，沒有任何一國能夠獨立破解，對抗結局隻會損害兩國人民福祉，擾亂全球秩序。其二，競爭是客觀的，但須有邊界。大國之間在某些領域存在競爭屬於正常現象，但競爭不能泛化為全方位對抗，不能突破主權安全的根本紅線，應當追求良性競爭。其三，分歧長期存在，但分歧完全可以管控。中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差異不可能一夜消解，關鍵在於管控分歧矛盾的烈度，防止個案爭議上升為全面對抗。其四，中美均肩負重要的大國責任。穩定健康的中美關系本身就是重要全球公共產品，世界各國都期待中美發揮穩定器作用，而不是制造新對立。

相向而行向前看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重在落地、要在力行。元首外交擘畫的頂層共識，最終需要轉化為系統完備、切實可行的具體舉措，從邊界界定、底線堅守、利益交融到民心相通，層層夯實雙邊關系的現實根基。推進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需聚焦四大重點方向協同發力，以清晰邊界定分寸、以底線思維防風險、以務實合作增動力、以民間互信蓄后勁，推動兩國關系在正確軌道上行穩致遠。

第一，要明確國家安全邊界，筑牢相互尊重的相處基准。相互尊重是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的首要原則，具體而言就是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對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對中美而言，相互尊重的落地，尤需依靠更加明確的國家安全劃界。長期以來，困擾中美關系的諸多摩擦紛爭，很大程度上源於國家安全邊界模糊不清，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愈演愈烈，既干擾雙邊互利往來，也加劇戰略猜忌。一方面，對直接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核心敏感領域，應確立清晰的原則紅線，堅決維護自身核心利益。邊界清晰不是隔絕對立，而是明確“不可為”的領域，以明晰的規則感、邊界感減少誤判，為正確相處劃定基本分寸。另一方面，在非敏感、產業依存度高、互利深厚的領域，應持續推進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剝離安全敘事與政治操弄﹔擴大雙邊互利貿易范疇，穩定雙邊貿易政策預期，讓經貿往來持續成為雙邊關系的“壓艙石”。

第二，恪守不沖突不對抗底線，守住大國相處的根本原則。大國之間存在競爭是客觀現實，但競爭不等於對抗，良性競爭激發發展活力，惡性對抗隻會兩敗俱傷。夯實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必須堅守不沖突不對抗的底線，把競爭嚴格限定在良性、可控的軌道之內。保持戰略溝通常態化是基礎。暢通多領域溝通渠道，保持各層級定期對話機制持續運轉，通過常態化溝通清晰傳遞各自戰略意圖，破解信息不對稱難題，從根源上減少戰略誤判的可能。用好用實兩軍熱線、海空相遇行為規則、軍事安全磋商等現有機制，進一步細化重大突發事件的直接溝通流程與響應預案，建立摩擦發生后的快速降溫機制，防止局部意外事件發酵升級為全局性對抗。制度化的危機管控，是大國關系不可或缺的“安全閥”。相關管控機制還應延伸至網絡、太空等國際規則供給不足、安全對抗態勢加劇的新興安全領域。中美同為全球領先的科技大國，有責任共同推動新興領域規則構建，協同防控安全風險，推動新興領域成為合作共贏的“新藍海”，而非零和博弈的“角斗場”。

第三，拓展務實互利合作，做大雙邊共同利益的基本盤。中美關系的韌性，根植於廣泛深厚的共同利益。夯實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既要在分歧上做好“減法”，更要在共同利益上做好“加法”。做大經貿合作增量，穩固核心紐帶。依托兩國經濟互補優勢，在貿易、農業、金融、能源等傳統領域挖掘新的利益交匯點，充分發揮貿易理事會、投資理事會等新機制作用，降低市場准入壁壘與政策不確定性，穩固工商界作為穩定雙邊關系的中堅力量，讓經貿合作持續惠及兩國民生福祉。在禁毒、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繼續推進合作，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持續積累雙邊互信。探索前沿治理合作，共迎全新挑戰。圍繞人工智能風險評估、突發事件溝通、技術濫用防控以及安全標准制定等議題加強交流，探索機制化、具體化的合作路徑治理難題。加強全球性問題協調，共擔大國責任。在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糧食安全以及地區熱點等問題上保持溝通協調，共同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彰顯大國的責任與擔當。

第四，培育民間善意互信，厚植雙邊關系的社會根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中美關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夯實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必須深耕民間交流，為兩國長期互信厚植社會土壤，讓雙邊關系擁有更深厚的民意支撐。著眼青年群體，夯實未來根基。把握美國青年群體對華認知正面轉向的積極趨勢，擴大青年群體往來交流的規模、廣度和深度，讓青年一代在高質量交流中增進理解、消除偏見，成為中美友好的傳承者與推動者。著眼地方交往，激活基層活力。依托兩國友城關系與對口省州合作網絡，推動農業、教育、文化等“小而實”的項目落地見效，以地方層面的務實合作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的關系支撐網絡。著眼民間互動，增進民生福祉。拓寬兩國直航航線、文化旅游、學術交流等多元互動渠道，讓更多普通民眾成為中美交往的參與者與受益者，以人文交流的溫度，為雙邊關系注入持久的韌性與活力。

中華文明數千年外交智慧，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大國相處哲學。大國應當保持謙下包容的姿態，而非恃強凌弱、謀求獨霸。“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國家交往以信義為本、以包容為要，中華傳統思想並不否認矛盾與競爭的存在，反對的是將競爭異化為你死我活的對抗。兩次中美元首會晤所確立的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彰顯了兩國元首的歷史勇氣和擔當，超越了近代以來大國博弈的舊范式，是對如何跨過“修昔底德陷阱”的有力解答。而推進這一進程，需要雙方繼續保持戰略定力，摒棄零和思維，以實際行動不斷把元首共識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合作成果，走出一條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既造福兩國人民，也為動蕩變革的世界注入確定性和正能量。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