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煜
2026年10月14日08:53 來源:《 學習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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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和分析中國經濟,方法論很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改革開放以后,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體系、分析模型和研究方法被系統引入,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經濟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知識支撐。同時也要看到,近年來,無論是西方經濟學經典理論,還是國際上新流行的分析框架和前沿研究成果,在解釋中國經濟時常常出現明顯的偏差。這種偏差提醒我們,隨著中國經濟大踏步發展,以西方理論為主的度量方法並不完全適用。對這一問題進行客觀、理性的分析,既是完善中國經濟治理理論的需要,也是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多經驗的需要。
西方經濟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經濟問題
西方經濟理論是市場經濟長期發展的經驗總結,在解釋經濟現象方面有其獨到之處,許多分析工具至今仍然被沿用。但用它來分析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命題時,如果拘泥於一些固有的范式,就會出現“失靈”現象。
一是關於增長趨勢的判斷。過去幾十年,依據西方主流框架對中國經濟增速和增長潛力作出的預判,系統性低於中國經濟的實際表現。按照“中等收入陷阱”的流行說法,發展中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往往長期徘徊。然而,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數十年,進入新發展階段后的增速換擋總體平穩有序,正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20世紀90年代,有西方學者斷言東亞增長“如同蘇聯模式一樣不可持續”,歷史並未按此劇本展開。每隔幾年卷土重來的“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經濟見頂論”,也一次次被事實証偽。
二是關於轉型路徑的處方。按照“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的方案,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被認為應當快速、全面、同步推進私有化、自由化和穩定化,認為遲改不如早改、慢改不如快改。中國則堅持漸進式改革,摸著石頭過河,先試點后推廣,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實現了較長時期內的持續增長。而按照西式藥方抓藥的一些轉型經濟體,卻經歷了長期的衰退與動蕩。這一鮮明對比,是轉型經濟學無法回避的事實,也促使國際學術界對轉型道路多樣性進行新的反思。
三是關於宏觀運行的推演。按照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消費與投資乏力往往被看作經濟內生動力不足的重要表征。如果直接照搬這套分析范式,很容易將我國目前內需不足簡單歸因為內生動力整體性下降。事實上,我國內需不足是多重條件疊加形成的,既包含其他經濟體同樣會遇到的周期性需求收縮因素,也包括經濟轉型階段獨有的結構性矛盾,例如投資領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消費結構升級過程中的現實約束等。這意味著,理解內需及其走勢,不能隻依賴單一周期框架,還需要充分考量轉型經濟體特有的結構變量,其內在機理也更為復雜。
四是關於結構調整的分析。一些分析基於靜態均衡框架,將結構調整期的要素重新配置等同於資源錯配加劇與效率損失。但我國主動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序出清落后產能,培育壯大新動能,產業整體效率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實現穩步提升。近年來一些所謂“產能過剩論”的觀點,採用總量供需平衡的靜態標准評判國內部分行業階段性供給富余,忽略高端領域供給短板與產業持續升級的現實。用“K型復蘇”框架簡單套用中國經濟,也難以把握國內經濟結構分化具有階段性、存在收斂空間的特征,特別是低估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內在動力。將經濟轉型期的階段性壓力等同於趨勢性衰退,是這類分析普遍存在的偏差。
五是關於政府作用的成見。一些基於西方主流理論的分析認為,政府調控和產業政策會扭曲價格機制、降低效率。而中國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宏觀調控有效平滑了經濟波動、對沖了外部沖擊,產業政策在高鐵、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催生出世界領先的產業集群。以“中國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類比中國經濟的觀點,既解釋不了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而未引發金融系統性風險的事實,也沒有充分考慮我國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中展現的制度動員和協調能力。
為什麼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中國經濟問題時會出現偏差
西方經濟理論在中國經濟問題上屢屢“量不准”,並不等於這些理論“全錯”,而是有著更深層的根源:這些理論往往誕生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一些方面與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不一定完全適用。
不少西方主流經濟評價框架,傾向將資本回報、短期增速作為核心標尺。中國高質量發展則統籌增長與安全、效率與公平、發展與民生、當前與長遠,是一個多元目標平衡體系。以單一標尺衡量多元目標,就容易看不到多元平衡背后的戰略考量。目標函數不同,評價標准自然不同,這是分析中國經濟時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部分西方主流模型往往把市場完全出清、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即時調節、信息充分對稱作為建模前提。科學抽象本身是必要的,問題在於把理想化的假設當作現實的起點。中國仍處在市場化改革深化完善的過程中,要素市場、市場規則、產權制度都在動態健全之中,用“完全市場化”的假設推演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結論自然會有偏差。
不少西方理論的經驗原型,往往抽象掉城鄉區域巨大差異和產業梯度落差,把經濟體簡化為均質主體。而中國是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門類、14億多人口、廣闊區域縱深的超大規模經濟體,產業的存量優化、增量突破和跨區域梯度轉移可以同時展開。一個領域受到沖擊,其他領域可以提供緩沖﹔一個地區增速放緩,新的增長極可以接續補上。這種大國經濟特有的縱深和韌性,是主要以中小國家或均質經濟體為對象的穩態框架難以衡量的。
西方范式以“市場自發調節、政府被動守夜”為基本治理結構,而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市場高效配置資源、政府進行戰略引領和動態糾偏的復合治理機制。五年規劃引導長期預期、集中力量辦大事組織重大攻關、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相互配合,這些核心變量在西方模型普遍缺失。
西方主流宏觀周期理論往往以已經完成工業化的成熟經濟體為分析對象,重點刻畫存量經濟下的供需波動,政策指向更多是熨平短期周期、推動經濟向均衡水平回歸。我國則處於工業化向縱深推進的轉型階段,宏觀運行始終交織著周期波動與中長期發展任務,動能接續轉換、產業能級提升、經濟結構重塑都是貫穿全過程的重要命題。單純依托周期理論解釋結構轉型問題,分析工具與研究對象不相匹配,結論容易出現偏差。
需要說明的是,西方理論中的一些分析框架,如增長核算、空間經濟學、交易成本與制度變遷理論、市場失靈與信息經濟學等,對中國經濟仍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與中國經濟不相適應的,並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是那些脫離具體條件的模型推論。隻有厘清這一點,才能既不被西方理論束縛,也不陷入極端排外的邏輯。
推進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理論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不斷推進改革,是為了推動黨和人民事業更好發展,而不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聲”,不能把西方的理論、觀點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推動在開放借鑒與自主創新之間形成良性循環,構建能夠有效闡釋、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體系。
一是堅持開放包容,解決好“輸入”問題。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研究,在宏觀調控、市場競爭、產業組織、價格機制、風險防控等領域積累了大量有價值的分析工具和治理經驗。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擇善而從、擇優運用,這個傳統任何時候都不能丟,越是強調自主,越要保持開放。
二是立足中國國情,解決好“轉化”問題。理論隻有同具體實際相結合才有生命力。要深入研究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特征,區分周期性問題與結構性問題、短期挑戰與長期趨勢、局部風險與系統性風險,既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也正視我國在戰略引領、規劃引導、組織協調方面的制度能力,在宏觀調控中用好用足完整產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和廣闊區域縱深帶來的回旋空間。隻有從我國實踐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外來的知識才能真正轉化為自己的理論養分。
三是提煉真問題,解決好“產出”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的豐富實踐,本身就是理論創新的富礦。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如何更好結合,五年規劃如何引導社會長期預期,新型舉國體制如何組織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超大規模市場如何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共同富裕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這些都是既有西方理論未曾系統回答也無法系統回答的問題。我們不能滿足於在西方理論框架內為中國經驗尋找注腳,而要敢於提出自己的概念、范疇和邏輯,形成能夠解釋中國經驗、闡釋中國道路的自主知識體系。
四是堅持實踐標准,解決好“檢驗”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理論的價值在於解釋實踐、指導實踐,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理論體系,必須接受中國發展實踐的檢驗,經得起人民的檢驗、歷史的檢驗。同時,要積極推進統計核算和經濟監測體系完善,讓分析建立在可靠的度量基礎之上。增強國際傳播和對話能力,把中國經濟問題轉化為世界經濟學共同面對的問題,在平等交流互鑒中檢驗、修正和發展自己的理論,為世界經濟學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系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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