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高水平供需良性循環和動態平衡

供給和需求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供需形勢是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重要依據，推動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基本平衡是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針對不同階段供需格局變化，提煉標識性概念，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化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供需規律的認識，為促進供需良性互動、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提供了遵循。

適時調整政策目標和重點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深刻闡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生產和消費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和對象，決定著消費的方式和水平﹔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為生產提供目的、動力和觀念上的對象。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進一步揭示，社會總產品的實現，要求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統一，兩大部類之間以及各部類內部必須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否則社會再生產就會受阻乃至中斷。這實質上是從經濟循環層面對總供給和總需求平衡關系的科學揭示。尤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滿足人的需要確立為生產的目的，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這與西方經濟學以資本增值為出發點的供需理論有著本質區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供給和需求的重要論述，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緊密結合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

2013年，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我國經濟處於“三期疊加”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在總結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的9個趨勢性變化時，系統闡述了供給和需求的關系。比如，談到消費需求時，強調“隨著我國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變化，供給體系進行一些調整是必然的”﹔談到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時，強調“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在產能過剩的條件下，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談到市場競爭特點時，強調“競爭必須把握市場潛在需求，通過供給創新滿足需求”﹔談到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時，強調“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2016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述了供給和需求的辯証關系，明確了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的不同著力點，深刻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的突出問題，強調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深刻論述了“該擴大需求時要擴大需求，該調整供給時要調整供給，相機抉擇，開准藥方”，並從供給、需求、投入產出、分配、宏觀經濟循環等5個方面闡述了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從供給看，高質量發展應該實現產業體系比較完整，生產組織方式網絡化智能化，創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響力、核心競爭力強，產品和服務質量高。從需求看，高質量發展應該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不斷升級的需求，這種需求又引領供給體系和結構的變化，供給變革又不斷催生新的需求。

2020年以來，受疫情沖擊等因素影響，總需求不足成為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並深刻指出“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基本立足點，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隨著經濟社會全面恢復常態化運行，宏觀政策靠前協同發力，三重壓力得到緩解。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提出“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等重要判斷，並將“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作為202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

回顧演進歷程，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再到“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一條清晰的邏輯主線貫穿其中。這條主線始終圍繞處理好供給和需求的關系這一關鍵問題，體現著對矛盾主要方面的精准把握，始終根據經濟運行態勢和主要矛盾變化動態調整政策重心﹔貫穿著科學的辯証思維，始終強調供給和需求的辯証統一，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構建起嚴整邏輯架構。針對“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供給和需求嚴重失衡錯位、循環不暢，是經濟金融領域重大風險的根源之一”“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等重大形勢判斷，迫切需要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處理好供需關系作出科學闡釋與回應。從范疇看，提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標識性概念。從原理看，主要包含四方面內容：其一，供給和需求相互依存、互為條件，不能割裂﹔其二，不同發展階段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必須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三，平衡是相對的、動態的，要在發展中實現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其四，發揮政府和市場兩方面作用，推動“兩隻手”更好協同發力。從規律性認識看，“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等規律性認識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為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

立足新時代的發展戰略考量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供給和需求的重要論述，植根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立意高遠、邏輯嚴密、內涵豐富，具有鮮明理論特質和巨大實踐價值。

一是體現了堅定的人民立場。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這一論斷鮮明揭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處理供需關系的價值指向。在供給側，強調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最終目的是讓人民群眾享有更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在需求側，強調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願消費。同時，強調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可以看出，在價值取向、目標設定和實踐路徑上，都彰顯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二是體現了深遠的戰略考量。習近平總書記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對統籌供給和需求進行部署，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培育增長新動力、形成先發新優勢、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選擇”“擴大內需既關系經濟穩定，也關系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不僅關注當前消費和投資的有效增長，更強調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科技創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惠及長遠的舉措，夯實內需增長的基礎，培育持久發展動力。

三是體現了深刻的系統思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和需求“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証關系”“相互依存、互為條件”。在理論架構上，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把供需關系置於國民經濟循環的整體框架中統籌把握。在政策設計上，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進有退、有保有壓，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同時，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新時代我國從供需兩端協同發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顯著提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產業結構持續優化，高技術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制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約30%，連續16年保持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等新興產業蓬勃壯大，2025年新能源汽車年產量突破1660萬輛，2026年4月以來新能源乘用車市場滲透率超過60%，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大幅提升。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保持高位，2025年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7.3%，其中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為52.0%，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一步彰顯，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特征更加明顯。2025年，消費品以舊換新帶動相關商品銷售額超2.6萬億元，惠及3.66億人次。供需兩端協同作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現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歷史性轉變，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40.2萬億元，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促進供給需求良性互動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實現供需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要堅持供需兩端協同發力，作出有效制度安排，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推動高質量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

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以國內有效需求牽引供給升級。要適應我國消費結構從商品消費為主向商品和服務消費並重轉變的趨勢，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帶動供給結構升級。一是促進民生改善和消費轉型升級。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完善低保標准動態調整機制，推動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落實和優化帶薪年休假制度，重點圍繞文旅、體育、交通、家政、健康養老等領域，激發服務消費潛力。二是科學統籌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聚焦“十五五”規劃綱要部署的109項重大工程，加強水網、新型電網、算力網、新一代通信網、城市地下管網、物流網等規劃建設，加大對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領域投資力度，提高民生類政府投資比重。建立重大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機制，防止低水平重復建設，統籌用好中央預算內投資、超長期特別國債等資金，完善民營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以有效投資補齊發展短板、夯實長遠根基。三是堅持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協同發力。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推動“兩重”建設、“兩新”政策等深入實施，制定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等增量政策，釋放區域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的巨大內需潛力，夯實內需增長的動力基礎。

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當前我國供給體系大而不強的問題仍然存在，必須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加快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一方面，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圍繞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新型儲能等新興產業，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6G等未來產業，集中優質資源合力攻關，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同時，推動化工、機械、船舶等重點傳統產業提質升級，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以高品質、高技術含量的供給滿足和創造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可考慮在關系國家安全的領域建立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增強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確保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

推動供需協同發力，以科學的宏觀調控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統籌供給和需求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加強協調配合，強化政策合力。一是加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推動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著力點放在促進供需平衡上，避免政策效應相互抵消，防范和解決“合成謬誤”或“分解謬誤”。二是加強預期管理。供需失衡常常伴隨預期轉弱，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提高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引導企業和居民形成良性預期，穩定投資和消費意願。三是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培育壯大新動能要以“立”為先，騰退化解舊動能要穩妥審慎，把握好時度效，確保經濟大盤穩定，在供需動態平衡中不斷打開經濟發展新空間。

（作者系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