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創新文化涵養創新生態

【科學隨筆】

堅持培育創新文化，營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良好環境，是新時代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要經驗與路徑要求。當代科技競爭已然超越單純的知識積累與資本投入之爭，而在更根本上指向文化層面的博弈。原始創新之所以有別於跟蹤模仿，根本在於前者依賴好奇心驅動的自由探索、寬容失敗的評價生態、敢於質疑權威的學術風氣與甘坐冷板凳的厚實定力。這些特質恰恰不是資金所能直接購置的，而是文化長期涵養的產物。“錢學森之問”之所以發人深省，正在於它穿透了教育體制與科研管理的表層，直指更深層的文化變量——一個社會究竟是否真正崇尚獨立思想、尊重失敗、禮敬堅韌執著的探索者？

從歷史上看，近代以來世界科學中心的數次遷移，無不伴隨深刻的科學文化變革。17世紀英國皇家學會倡導的實驗哲學風尚，使實証精神蔚為學術主流，由此引領歐洲科學革命﹔19世紀德國以洪堡大學“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理念重構學術文化，由此滋養了赫爾姆霍茲、普朗克、愛因斯坦等數代科學巨匠﹔20世紀美國通過大規模移民政策廣納全球科學人才，並以寬容探索、鼓勵競爭的學術文化加以凝聚，最終形成了世界科學高地。科學文化與科學興盛之間，構成螺旋上升的正向循環——科學文化既催生創新生態，創新實踐又沉澱科學文化。

創新生態的形成有賴制度、文化、人才的三重共振。其中，文化最為沉潛，見效周期最長，卻正因此而最不能拖延。著眼於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培育中國特色科學文化並非錦上添花之舉，而是為創新森林厚植根系的奠基工程。

科技強國絕不僅僅由少數精英科學家群體支撐，更要建立在全體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理性的廣厚基礎之上。近年來，我國公民科學素質水平大幅提升。中國科協調查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已較2001年的1.44%躍升至16%以上。然而，若以主要發達國家普遍超過25%的基准審視，結構性差距依然突出。更值得深思的，不只是數字本身，而是偽科學泛濫這一難以量化卻危害更深的社會現實：某些機構假借“量子”“納米”“干細胞”等新技術名詞包裝偽劣產品，聳人聽聞的“科學流言”在社交平台上動輒獲得百萬乃至千萬級傳播，一些人面對復雜科技議題時易被情緒與謠言裹挾……這折射出的，不僅是科學知識的欠缺，更是科學思維方式與實証批判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層匱乏。

數字時代加劇了這場理性與非理性之爭的結構性失衡。算法推送機制使情緒化、非理性內容以指數級速度裂變傳播﹔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泛濫，更使真偽之辨空前困難。若不及早以科學文化培厚社會的理性根基，認知失序的風險將隨著技術迭代而持續累積，並進而侵蝕公共政策的社會支撐、社會治理的信任基礎，乃至國家整體科技決策的民意環境。

當前，人工智能、基因編輯、氣候工程、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領域的國際規范，正處於深度博弈、尚未定型的關鍵形成期。規則的形成期，即話語的窗口期——誰能在此階段提供更具文明說服力的治理理念，誰就能在規則制定中佔據主動位置﹔而一旦路徑依賴確立，后來者重塑規則的成本將高不可及。理念之爭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競爭，是一國科學文化成熟程度的真實檢驗。

我國先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等重要主張，倡導“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向善”二字，既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相通，又深深植根於中華文明“止於至善”“厚德載物”的倫理傳統，是傳統智慧經過現代轉化后融入全球治理話語的生動例証。這一倡議所呈現的，正是中國特色科學文化在國際舞台上的價值表達：不以技術實力單方面主導，而以價值理念參與引領。然而，價值理念的持續供給能力與國際公信力，歸根到底來自本國科學文化的自覺程度與成熟厚度。若科學文化底氣不足，所謂治理倡議便缺乏文明根基的支撐，難以在國際社會產生持久回響。

中國參與乃至引領全球科技治理，所輸出的不僅是技術方案，更是經得起文明檢驗的價值體系。科學文化建設具有鮮明的戰略外向性，不隻關乎國內科技生態的優化，更關乎中國在全球科技秩序重構中的話語地位與文化形象。

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科學文化是兩翼共同的文化土壤：沒有尊重科學、崇尚理性的社會文化氛圍，科學普及便流於灌輸，科技創新亦難以獲得充足的社會支持與源源不斷的創新人才供給。在教育體系、公共傳播、科研制度和價值導向中自覺播下科學文化的種子，方能為科技強國建設奠定最深厚、最持久的精神根基。

（作者：宋玉榮、張帥，分別系中國科協宣傳文化部副部長﹔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思政課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