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文化，新時代我們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對堅定文化自信和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高度重視，是習近平文化思想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文化主體性作為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重要的標識性概念，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把握文化主體性的內涵，能讓我們更加透徹地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義。

文化主體性提出的問題意識與歷史條件

對文化的重視，對歷史文化的熱愛，對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關切，是習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貫之的深厚情懷。對文化的重視，建立在對於文化功能和作用的深刻認識之上。這一深刻認識一方面來自於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共產黨重視文化實踐的時代體現。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對文化的重視，反映了豐富的時代內涵，具有鮮明的時代品格，展現出原創性的理論內涵，是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創造性豐富和歷史性發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黨領導的文化實踐的進一步推進和擴充。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根和魂，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根源所在。文化既是我們歷代先民共同創造的結晶，更是塑造和陶冶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力量。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丟掉了自己的文化，就如同丟掉了自己的靈魂。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需要有強大的文化自我作支撐。

隻有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和文化主體性的提出，深刻呼應了時代的需要，從根本上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自信，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是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而文化自卑反映了一種文化主體性危機。

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覺的結果，是在文化自覺中建立的自信。文化自覺就是文化主體性的自覺。文化自覺首先需要對自身以往的歷史和文化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這種溫情與敬意的生發來自於與歷史文化必然附隨的內在一體感。這種內在一體感，建立在文化生命體的自覺之上。這種溫情與敬意是對文化生命體古今一體感的自知自覺，在溫情與敬意中產生的對於自身歷史文化的自覺自知，正是立足於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生成過程。

文化主體性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覺意識和進行文化創新創造的主動精神。文化主體性是在自知中獲得的自主性，是對生存、發展和創新創造自主權的自覺。文化自覺的過程就是文化主體性生成的過程。文化自信的本質，不僅是對文化自我的覺知，更是在文化自我的自覺中獲得的生存發展和創新創造自主能力的信心，是對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主體性的信心。

文化自信是有自我、有靈魂的自覺表現，文化自信來自於文化主體性。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的堅定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因此，可以說，提出文化自信，抓住了時代問題的根本症結，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體現了立足文明歷史的深沉歷史感，展現了對時代問題的深刻理論洞察。文化自信與文化主體性的關系成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核心。

建立和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途徑、方法和結構

習近平文化思想明確了文化主體性建立的途徑和方法。首先，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這表明，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扎根於中國大地之上，立足於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結晶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奮斗犧牲、賡續文脈，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找到了中國道路，從根本上克服了文化主體性危機。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最為深刻的體現，也是中華文明這個文化生命體內在生命力最為生動的表現。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最直接的擔綱者。

其次，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表明，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建立的，是建立在不斷創新發展從而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基礎之上的，是對中華文明具有的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的時代體現。我們的文化主體性也建立在中華民族深厚強大的文化主體性之上。中華民族既是中華文明陶冶塑造的結果，也是創造發展中華文明的根本力量。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証明了中華民族具有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相互塑造、相互成就，是中華文明歷史的主題。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是以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為根基，以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為載體的。

最后，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這一論斷表明，“兩個結合”是建立文化主體性的根本途徑。

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生成了實踐的文化主體性。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實事求是原則，作為“第一個結合”，不僅解放出了認識的主體，更重要的是解放出了實踐的文化主體性。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對象與方法之間相互生成的原則，對象與方法的相互生成，生成的是認識客體與認識主體在實踐中的辯証統一關系，生成的是在實踐或歷史辯証法中創造出的現實的主體及其現實的世界。因此，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原則也具有了主體性生成的原理性意義，它在中國共產黨的百余年實踐中生成了革命的主體、建設的主體和改革開放的主體，創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時代主體性。

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生成了文明的主體和不斷進行文化創造的主體。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嚴格說來不是“結合”對象的轉換，而是“結合”的深化。實事求是創生出的實踐主體，是在實踐中創生的主體，實踐主體既是實踐的前提，同時也是實踐的結果。前提與結果的實踐辯証法，正是主體性化或主體性的生成原理。作為結果的主體是在對作為前提的主體的自覺中創造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具體實際的國情，是古老中華文明歷史實踐的結果，它不僅僅是經驗意義上的實情，同時更是中華文明繼續創生的前提。因此，實事求是所創生的能動的主體，作為實踐的主體必然同時是對這一文明主體的創造性自覺，實踐主體必然會在實踐中進行著文明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然會在實踐中自覺確立起文明的主體性，確立起在既定前提下不斷進行文化創造的主體性。

“兩個結合”完整地揭示了主體生成或主體性化的原理，深刻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文明的主體性關聯，充分闡明了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生成機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實踐，是由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理論，激活中華文明生命力的實踐。在“結合”的實踐中，不僅創生了中國共產黨，而且也讓中華文明成為現代的，讓馬克思主義徹底地具有了中國文化的生命，創造出了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主體性生成，深刻展現了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也充分代表了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文化主體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