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讀《孟子》

從歷史線索看，先秦重要典籍中有《孟子》，先秦諸子中也有孟子﹔到了宋代，《孟子》進入“十三經”，並進入新形成的經典體系——“四書”﹔此后，《孟子》成為“四書五經”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充分說明《孟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經典。

《孟子》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孟子》是儒學高地上的高原，也是儒學高原上的高峰。今天講座的主題是與大家共同討論《孟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做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所謂“頂天”，主要討論孟子的理論貢獻﹔所謂“立地”，主要討論孟子哲學中非常重要的“救”精神﹔所謂“做大丈夫”，主要涉及孟子思想的現代意義。講座將通過這幾個方面，對《孟子》這部經典作基本介紹。

“頂天”

所謂“頂天”，主要涉及孟子在“孔孟之道”這一思想傳統中究竟作出了哪些貢獻，以便於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孟子思想。

我用四個詞語來概括孟子對於“孔孟之道”的理論貢獻：溫故知新、推陳出新、破舊立新、綜合創新。“溫故知新”，主要表現為對“仁”的發揮﹔“推陳出新”，主要表現為對“仁義”的發展﹔“破舊立新”主要表現為對性善論、養浩然之氣、孔子作《春秋》、距楊墨等四個方面的發明﹔“綜合創新”，主要體現在道統論的發端。這四個概括都有一個“新”字，分別涉及“發揮”“發展”“發明”“發端”，說明孟子思想具有極為突出的創新性。

首先看第一項理論貢獻：溫故知新，孟子如何發揮孔子的“仁”。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仁與禮構成孔子思想的重要內容。通常來說，孟子與荀子分別對孔子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孟子著重於“仁”，荀子著重於“禮”。因此，“仁”在孟子思想中具有怎樣的意義，值得特別關注。如果對“仁”作一個較為通俗的理解，一方面指“人人相親”，強調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另一方面是指身心一如，強調身體與心靈的關系。孟子說：“仁，人心也。”又說：“親親，仁也。”同時說：“仁也者，人也。”我們把這幾句話放在一起，可以簡明地看出孟子如何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仁”的內涵。如果僅僅停留於“仁”，孟子的理論貢獻顯然沒有充分顯示出來。

其次看第二項理論貢獻：推陳出新，孟子如何發展“仁義”。關於孔子與孟子的思想差異，一些思想家曾作過非常重要的概括。張岱年先生認為，孔子哲學的中心觀念是“仁”，孟子的中心觀念是“仁義”﹔梁啟超指出，“仁義對舉”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發展。清代桐城學派學者方宗誠在《論文章本原》中，從文章學角度討論過《孟子》。研究孟子哲學的人對於這部書關注相對較少，但它對《孟子》各章有簡明扼要的分析。方宗誠認為，擴充仁義是孟子論學的一大綱領，是“擴前聖所未發”。他還指出，每一部經典都有自己的宗旨，而閱讀《孟子》，必須認識到其七篇二百六十章的核心思想始終圍繞“仁義”展開。了解這些觀點以后，我們還應當回到《孟子》本身。《孟子》開篇即是孟子見梁惠王。孟子一開始便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后面又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可以說，《孟子》一開篇就鮮明地亮出了“仁義”的旗幟。理解“仁義”，還必須注意朱熹的解釋。朱熹說：“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這是儒學史上對於“仁義”二字極為經典的一種解釋。所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就是說仁體現為內心的德性和愛的道理﹔所謂“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則是說義體現為內心的裁斷以及事情的適宜。進一步說，仁與心愛相連，義與心事相連。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愛，也都有自己的心事。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夠逐漸體會到“仁義”並不是遠離現實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與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密切相關。因此，“仁義”是孟子推陳出新的重要體現。

也有觀點認為，“仁義”二字並不是在《孟子》中第一次出現，《老子》《墨子》中都有類似表達﹔如果認為《易傳》與孔子有關，那麼《易傳》也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的說法。這些因素當然都需要考慮。從思想史角度看，二程更強調孟子在“仁義”問題上的開創意義。我相對保守一些，稱之為“推陳出新”。無論如何，孟子對“仁義”的並舉絕非簡單的語言現象，而是其在繼承先秦儒家思想基礎上實現理論創新的結果。《孟子》開篇第一章即鮮明地提出“仁義”，體現了孟子對於這一思想道路的高度自信。因此，從“仁”到“仁義”，正是由溫故知新走向推陳出新。

再看第三項理論貢獻：破舊立新。孟子如何發明性善論、養浩然之氣、孔子作《春秋》和距楊墨呢？

第一，關於性善論。今天一提到孟子，我們幾乎都會想到“性善論”。宋代葉適曾說，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程頤認為，孟子之所以能夠超越其他儒者，就在於他把人性問題說得更加明白。楊時也說，《孟子》七篇歸根結底就是“道性善”。朱熹進一步認為，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現代學者徐復觀對於孟子的性善論評價更高。這些評價最終都要求我們重新回到《孟子》七篇本身。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既然我們普遍把孟子的人性論稱為“性善論”，那麼“性善”作為固定詞組，在《孟子》中是不是反復出現？其實並不是。“性善”作為固定詞組，在《孟子》中隻出現了三次，包括我們最熟悉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另有兩處也涉及“性善”。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性善論最重要的一些章節中大量出現的卻是“心”。例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以及“仁義禮智”等。既然孟子最重要的理論創造被稱為“性善論”，為什麼在實際論証過程中，他卻如此強調“心”？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對性善論的基本含義作一個簡單說明。性善論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性本善，二是性向善。所謂性本善，是從本體意義上說明道德實踐何以可能，為道德實踐確立一種超越性的根據﹔所謂性向善，涉及實際的工夫問題，也就是說明人在現實生命中為什麼以及如何能夠趨向善。“性本善”與“性向善”，構成了孟子性善論的兩個層面。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的本性趨向善，猶如水是往下流的，這說的就是“性向善”。孟子接下來又說：“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人沒有不善良的，猶如水沒有不往下流的，這說的就是“性本善”。

那麼，孟子講性善論，最終要表達什麼？最簡明的回答就是：“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就是人的本性，它們又深深扎根於人的內心。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孟子所謂性善論，就是認為仁義禮智屬於人的本性，具有善的性質﹔這種本性並不懸浮於人的生命之外，而是扎根於人的內心。徐復觀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指出：孟子實際上是以心之善說明性之善，即“以心善言性善”，也可以稱為“即心言性”。這是理解孟子人性論的重要論証邏輯。談到人性，我們自然會想到孔子所說的“性相近，習相遠”。可見，人性本來就是春秋戰國思想家普遍關注的問題。如果不談人性，孟子在哲學上就無法真正進入他所處的時代﹔但如果只是抽象地談人性，而不把人性落實到人的內心，人性問題又容易變得虛無縹緲。孟子的關鍵貢獻，就在於把性善論真正落實到人的內心：“仁義禮智根於心。”我曾概括說：“不論性，孟子在哲學上走不進他那個時代﹔不談心，孟子在哲學上走不出他那個時代。”

性善論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理解孟子，首先要理解性善論﹔接受孟子，首先要面對性善論。同樣，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征，也不能繞開孟子的性善論。性善論是一個很復雜的理論問題，需要“極高明而道中庸”，也需要簡明扼要的解讀方式。要常讀且記住的要點，仍然是這三條：一條是“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是“性向善”的佐証﹔另一條是“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是“性本善”的注腳﹔還有一條是“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以視為打開孟子性善論之門的一把重要鑰匙。

第二，關於養浩然之氣。性善論蘊含著生命的力量，而這種力量進一步表現為養浩然之氣。馮友蘭曾指出，“浩然之氣”是孟子獨創的名詞。后來隨著孟子影響不斷擴大，這個詞變得越來越常見。但在先秦文獻中，它具有非常鮮明的孟子思想特征。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追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回答：“難言也。”也就是說，即使孟子也承認浩然之氣並不容易用語言說清楚。后面孟子作了進一步解釋，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所謂浩然之氣，是在長期的道德實踐中，由一次次正義行為不斷積累而形成的，而不是偶爾從外面襲取、模仿而來的。浩然之氣不是一次行為，而是在千百次具體實踐中逐漸養成的道德力量。我曾經這樣概括：浩然之氣是道德之氣，也是道德境界。它不僅是孟子道性善、做大丈夫的生命體悟，更是中國古代哲學內聖外王、涵蓋乾坤的一種思想創新。道德境界並非天然完成，而是“集義所生”。隻有經過一件件事情的千百次磨煉，道德主體才可能真正養成浩然之氣。“氣養浩然”，既是個人提升生命修養的大事，也是凝聚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

第三，關於孔子作《春秋》。“五經”包括《詩》《書》《禮》《易》《春秋》。關於孟子與“五經”的關系，二程曾說：“知《易》者莫如孟子。”有意思的是，《孟子》並沒有直接提過《周易》，因此孟子與《周易》的關系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二程又說：“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講過“春秋無義戰”，又說“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更重要的是，孟子明確提出“孔子作《春秋》”，如“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一判斷對於后世影響非常大，例如司馬遷撰寫《史記》，就認為孔子作《春秋》。當然，也存在反面的看法。《春秋》曾被王安石稱作“斷爛朝報”，梁啟超也曾將其比作“流水賬”。近代疑古學者錢玄同據此認為，孟子為了抬高孔子的歷史地位，賦予了《春秋》過多的意義。這種批評雖然是在質疑孟子的觀點，但從另一個角度也說明“孔子作《春秋》”這一說法的歷史影響確實非常深遠。孟子關於“孔子作《春秋》”的論述，體現了其破舊立新的理論意識。

第四，關於距楊墨。孟子把“距楊墨”看得極其重要。他認為歷史上有四件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前三件是大禹治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第四件就是自己的距楊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這幾件事有深層的古人價值邏輯：大禹治水，意味著人類面對自然災害積極作為﹔周公兼夷狄，體現時人對華夷關系的認識﹔孔子作《春秋》，象征仁人志士能夠威懾亂臣賊子﹔孟子距楊墨，意味著他所認同的真理終將戰勝謬誤。歐陽修認為，戰國時期楊墨之道十分流行，而孟子正是通過闡明仁義來回應並消解楊墨之道，從而使儒家思想繼續發展。朱熹對此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孟子發明四端，好比“安社稷之功”﹔孟子距楊墨，則如“捍邊境之功”。也就是說，孟子既要建立自身的哲學體系，又要回應外部的思想挑戰，二者缺一不可。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從另一個角度進行思考。后來一些思想家嘗試調和孟子與楊墨。這裡不談楊朱、墨子的完整哲學體系，隻看他們的一些生活經歷及其人格形象。據《淮南子》記載，楊朱面對歧路而哭，墨子看到白絲將被染成不同顏色而悲。阮籍后來概括為：“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每當讀到這些材料，我都會產生一種感慨：人生之中，歧路很多，選擇極難。像楊朱那樣面對歧路而哭泣，又有何不可？像墨子那樣因為白絲將被污染而悲嘆，也並非毫無意義。從這個角度說，另一種“楊墨之道”或可視為普通人的人生哲學，也能回應普通人的一些生命困惑。因此，在講孟子距楊墨時，我願意保留這種對楊朱、墨子的同情性理解。

第四項理論貢獻：綜合創新，即孟子如何發端儒家道統思想。《孟子》最后一章講到堯、舜、湯、文王、孔子，也談到孟子自身。我們需要把《孟子》的一頭一尾兩章聯系起來看：首章討論“義利之辨”，末章討論“道統之傳”。義利之辨中的“義”是什麼？就是仁義。道統之傳中的“道”又是什麼？仍然是仁義之道。因此，“仁義”為什麼在孟子思想中如此重要？因為《孟子》開篇就是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展開義利之辨，而結尾則把仁義之道置於更宏大的歷史文化時空中，討論這一思想傳統如何代代傳承。所以，《孟子》第一章與最后一章實際上形成了首尾呼應，而貫穿首尾的正是“仁義”。

為什麼說道統思想屬於孟子的綜合創新？“道統”二字並沒有直接出現在《孟子》中。后來的韓愈根據《孟子》最后一章發展出了道統論。宋明理學興起以后，道統論取得了極為重要的地位。陳寅恪先生曾指出，韓愈的道統論與《孟子》最后一章具有密切關系。如果把《論語》《孟子》《荀子》放在一起看，這種關系更有意思：《論語》最后一篇《堯曰》，講堯、舜、禹、孔子，《孟子》最后一章講堯、舜、湯、文王、孔子﹔《荀子》最后一篇又叫《堯問》。宋代王應麟注意到了這三者之間的共同特點。從思想貢獻的角度看，孟子的道統意識具有一種綜合創新的意義。如果用今天的語言來說，我們討論思想創新，應當特別關注具有標識性的概念、具有原創性的理論以及能夠形成自主知識體系的思想資源。道統論正是一種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理論創造。

“立地”

下面來看“立地”。我想從孟子“救的哲學”這一角度對此說明。《孟子》隻有三萬四千多字，“救”字出現的次數並不算多。如果把相關內容串聯起來，我們會發現“救”可以成為理解孟子思想的一條重要線索。

我把孟子的“救”概括為三個故事和兩個層面：三個故事是救小孩、救大嫂、救父親﹔兩個層面是救天下、救自己。在特殊情形下，“救”首先要堅持什麼原則？我認為最關鍵的是八個字：生命第一，人性第一。在一般情況下，則首先要修身養性、做好自己。一個人隻有先把自己安頓好，才真正有能力去幫助別人、擔當天下。從這個意義上說，救自己屬於“內聖”，救他人、救天下屬於“外王”。

第一個故事是救小孩。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一個人突然看到一個孩子即將掉進井裡，會產生怵惕惻隱之心。這是孟子論証性善論最重要的案例之一。《孟子》原文並沒有直接說一定要伸手救這個孩子，但后來的思想家往往把這一層意思補充了出來。在“救小孩”的故事裡，“生命第一、人性第一”體現得最為鮮明。這讓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的一句話：“我殺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原則！”如果把這句話拿來理解孟子的這個故事，我們也可以說：我救的不只是一個孩子，我救的是一個原則——性善的原則。

第二個故事是救大嫂。相比“救小孩”，這次故事的附加條件多了。大嫂首先是女性，而且是兄長的妻子。這個記載所處的時代，有一條重要的禮儀規范，就是“男女授受不親”。大嫂落水，生命已經處於危險之中：如果不救，她可能失去生命﹔如果伸手救，又違反了“男女授受不親”的規范。對此，孟子的回答非常明確，認為堅持“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原則，即便是對當時“男女授受不親”的規范，在此特殊情形下也要置之不理。這個故事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任何規則都有其適用范圍，規則也不可能窮盡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特殊情形。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一味堅持規則，反而會傷害人的生命和基本的人性。這正是“救大嫂”故事的社會學意義。

第三個故事是救父親。孟子設定這個故事的情形更加復雜：天子的父親殺了人。按照法律，即使是天子的父親，也應當交由司法官員處理。但孟子隨后又設想：作為兒子的天子，在父親被捕以后，偷偷進入監獄，將父親帶走，然后放棄天下，與父親逃到海邊生活。這個故事非常復雜，一般也把它看作孟子預設的一個思想實驗。孟子為什麼偏偏設置這樣一個極端的情形？其背后涉及的是“親親相隱”。“親親相隱”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論語》。孟子的“救父親”，進一步展開了“親親相隱”的倫理問題。孟子能夠提出“救父親”這樣一個思想實驗，體現了古人的哲學智慧：在最極端的情形下，親情究竟應當處於怎樣的位置？這是哲學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再看救天下。孟子所講的救天下，就是“救民於水火”。同時孟子說，一杯水無法真正解決車薪之火，治理天下必須具有足夠的力量與能力。孟子所處的戰國時期，各國圍繞土地、人口等展開激烈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孟子反對以無止境的欲望來驅動戰爭，堅持以仁義作為政治原則。這是孟子“救天下”的基本思想背景。孟子又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這種強烈的擔當意識，是孟子政治哲學十分鮮明的特征。

再看孟子的救自己。孟子講救天下，最終還要回到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救自己。如果不能先救自己，又如何救天下？所以，救小孩、救大嫂、救父親、救天下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救自己。“救”必須以道為本。孟子關於“救自己”的言論很多，比如“日攘一雞”故事：一個人每天偷鄰居一隻雞，別人指出這不是君子所為。小偷說他先改成每個月偷一隻，到明年再徹底不偷。孟子說，如果已知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就應當立即改正，為什麼還要等到明年？真正的自救，首先就是在認識錯誤以后立即改變。再如“齊人一妻一妾”故事：齊人每天從外面回家都是一副酒足飯飽的模樣，他的妻妾起初以為他是在與富貴者交往，后來跟蹤發現他是在外面乞討殘羹剩飯甚至到墓地上取食祭品，回家后卻向妻妾炫耀自己的社會交往。通過這兩個故事，我們可以明白：真正的“救”首先就是自救。知道錯誤，就應當立即改正﹔沒有相應能力，就不能以虛假方式包裝自己。這正是救自己。孟子的“救”哲學，從來不是懸浮在現實之外的抽象思辨，而是一種現實使命。

“做大丈夫”

“做大丈夫”這一主題，主要涉及孟子思想的現代意義。我認為，孟子思想對於現代人的意義，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心態要審美化、世態要道德化、生態要自然化。

第一個方面是心態的審美化。這涉及人與自身的關系，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無欲則剛”。“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美好的人性與對於善的追求是孟子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們也需要思考：既然“仁義禮智根於心”，那麼我們的心中是不是隻有仁義禮智？當然不是。孟子還說：“養心莫善於寡欲。”這句話表明，欲望同樣存在於人的內心。一方面，仁義禮智根於心﹔另一方面，欲望也存在於心。二者之間實際上構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張力。如果把“心”比作一個有限的空間——當然，這只是一種便於理解的機械比喻——那麼，欲望佔得空間多了，仁義禮智發揮的空間就可能少了﹔克服那些多余的欲望，戰勝貪得無厭的欲望，由此獲得的自由，是一種道德境界上的自由，也是一種能夠“氣養浩然”的自由。孟子還說：“充實之謂美。”這是中國古代美學中關於“美”的一個經典定義。人的生命如果真正充實，就具有一種美。審美本身帶有超功利性質。因此，所謂心態審美化，最終仍然要求我們認真體會孟子講的“養心莫善於寡欲”和“充實之謂美”。

第二個方面是世態的道德化，涉及人與社會的關系。孟子講的五倫，具體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人際關系，構成了每個人現實生活的社會空間。與此同時，世態道德化又不能停留在家庭范圍之內，還涉及整個社會的“平治天下”。《大學》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一種由內聖通向外王的思想結構。《論語》說“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處在什麼位置就思考與這一位置相應的責任。《論語》反復強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有雲：“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承擔的工作也不同，但有一個“位置”幾乎所有人都有，也有一件事幾乎所有人都需要面對，那就是孝敬父母。朱熹的《孟子集注》，其中引用的一句話給我很深的觸動：“隻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我們在各種社會角色中最普遍的一重身份，就是作為子女。隨著生命的展開，我們會逐漸發現，家人很重要，尤其是父母。在世態道德化的問題上，孝敬父母可以說是具有“第一義”的地位。

第三個方面是生態的自然化，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萬物生長”。我們可以說孟子具有豐富的生態思想，但不宜簡單地說孟子已經建立了一套現代意義上的生態學體系。孟子生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裡涉及三個層次：親親、仁民、愛物。“親親”，首先是愛自己的父母和親人﹔“仁民”，是將仁愛進一步擴展到百姓﹔“愛物”，則進一步擴展到自然萬物。朱熹認為，親親、仁民、愛物雖然各有層次，但都要從“仁”這一根本精神出發來理解。孟子的生態思想從人的倫理生命出發，逐漸擴展到社會與萬物。因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對於理解生態自然化非常重要：從親愛父母開始，然后擴展到關愛百姓，最終擴展到愛護自然萬物。如果提升到哲學層面，就是宋明理學常講的“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二程、朱熹、王陽明等人都從不同角度討論過這一思想。人與天地萬物形成一種生命共同體意識，正可以視為生態自然化的一種哲學升華，也是值得不斷追求的精神境界。

小結

今天的我們讀《孟子》，既要能夠“頂天”，讀懂性善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大天命﹔也要能夠“立地”——讀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大擔當。唯有做到頂天立地，我們才能逐漸接近孟子提倡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境界。

（楊海文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中國哲學史學會孟子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編孟子正義”首席專家。著有《盈科后進——中國孟學史叢論》《文以載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