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做強國內大循環提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自主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要以做強國內大循環提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國際循環增強國內改革發展的活力，真正實現內外聯通、互促共進。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脫鉤斷鏈”風險上升，我國面對國際環境越來越明顯的不確定性，必須同時處理好內循環和外循環、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和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雙重要求。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對外開放越有質量，越能通過競爭、合作和知識流動激發國內市場潛力。

做強國內大循環，實現從被動適應向主動塑造、從依靠規模優勢向形成體系優勢的轉變

中國經濟已經深度嵌入全球分工體系，做強國內大循環，本質上是從過去更多依靠外部市場機會的“客場競爭”，轉向以自身市場、產業和創新體系為依托的“主場建設”。我國把發展的戰略基點放在自身力量和內部市場，做強國內大循環，並不是把發展重心轉向封閉的內向循環，而是通過增強經濟體系的內生動力、創新能力、結構韌性和風險抵御能力，提高我國在外部開放中的議價能力、資源配置能力和風險處置能力，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堅實基礎和戰略主動，實現從被動適應向主動塑造、從依靠規模優勢向形成體系優勢的轉變，在開放中實現發展和安全的高水平良性互動。

有效擴大內需，形成更加富有成長性的市場預期。消費是最終需求，也是國內大循環穩定運行的基礎。提振消費的關鍵，是要通過穩就業、增收入和優化公共服務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穩定消費預期。按照我國“十五五”規劃綱要的部署，重點是順應人口結構和消費方式變化，擴大數智消費、綠色消費、健康養老、文化旅游等服務消費，推動消費市場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的中高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應更加改善結構和提高效率，重點是把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結合起來。投資於物要把資金更多投向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綠色低碳、民生保障和安全能力建設，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地方無序競爭﹔投資於人是投資於國家的未來生產力，以更高質量的教育、醫療和公共服務改善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產業升級和長期消費提供勞動力和收入支撐。

提升供給體系與有效需求的適配性。國內大循環的堵點，主要表現為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不匹配，低端同質化供給相對過剩，高品質、多樣化和服務型供給不足，部分消費需求或者外流，或者潛在需求被抑制，不能釋放為現實有效需求。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堅持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推動企業提升產品設計、質量控制和品牌運營能力，使供給更加敏銳地響應各類消費需求。從我國的收入結構水平和實際消費升級狀況看，服務業潛在需求遠遠大於當前的供給水平和質量。要把服務業作為供需適配的重點領域，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的前提下，在教育、醫療、養老、托育、文化、體育和旅游等領域有序放寬市場准入，充分釋放和激發市場活力，激勵社會和市場提供多層次服務，擴大有效供給和高質量服務商品，讓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相互促進。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完善要素市場體系的改革進程，提高資源配置整體效率。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重要制度基礎。市場規則統一、產權保護有效、監管執法一致，能夠顯著降低交易成本，增強經營主體的長期投資和創新意願。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國內大循環的骨架，當前地方標准差異明顯、跨區域執法協同嚴重不足、隱性市場壁壘和要素流動面臨較多障礙，正常的市場進入和退出機制不健全，使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較高，既導致傳統行業和新興行業出現產能利用不足，又使規模經濟效應不顯著的“內卷”問題日益凸顯。要按照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要求，加快完善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產權保護和信用體系，清理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政策，增強監管的一致性和可預期性，盡快建立起統一市場的基礎制度。要素市場化改革是另一項基礎制度，其中建立高效的勞動力人才市場需同步深化戶籍、社保和公共服務改革，降低人才和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成本﹔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點是進一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引導資本流向創新企業和關鍵領域﹔在新興的數據交易市場領域，應加快建立產權、流通、交易和安全規則，推動數據要素依法有序流動。只要各類要素配置效率越高，國內大循環就會隨之越順暢，對外開放合作所能依托的國內市場深度、產業厚度會更為廣闊和深厚。

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

提升擴大對外開放自主性並不意味著減少同世界的聯系，更不意味著以封閉求安全，而是會促進一國在參與國際循環時，擁有穩定的市場腹地、完整的產業體系、持續創新的能力以及參與規則塑造的話語權，能夠主動選擇開放領域、合作對象和制度安排，不被短期外部沖擊或少數關鍵環節的依賴所牽制。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

用超大規模市場增強資源配置能力。人口規模巨大、消費層次豐富、產業應用場景廣闊，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戰略資源，超大規模市場不僅能夠攤薄研發成本、加快創新迭代，也能夠增強跨國企業深耕中國市場的長期預期，當國內企業能夠依托本土市場形成技術、品牌和標准能力時，對外開放就不再只是適應既有國際分工，而能在合作中提供新的產品、方案和市場空間。市場規模越大、成長性越穩定，我國在引進技術、吸引外資、開展產業鏈合作時就越有回旋余地，並能把市場吸引力轉化為國際經貿談判中的籌碼，使國內需求從“數量優勢”轉變為“結構優勢”。產業鏈優勢不會自動轉化為開放優勢，產業鏈的安全穩定不是自我封閉，而是在多元合作中降低單一依賴，在開放競爭中提高整體效率，需要把補鏈強鏈與開放合作結合起來，既守住本土制造和關鍵環節，又通過區域貿易協定、共建“一帶一路”等平台拓展合作空間。

以科技自立自強增強現代化產業體系優勢與市場競爭信心。科技實力是決定開放自主性的關鍵變量，如果關鍵核心技術長期受制於人，容易在技術引進、設備採購、標准制定和市場准入等環節形成被動約束。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通過強化基礎研究、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形成自主可控、開放合作的創新體系，使我國在技術路線選擇、國際合作組織和產業升級方向上擁有更大主動權。從開放角度看，自主創新能力越強，越有條件開展平等合作和高質量引進來，國內創新需求可為全球研發資源提供應用場景，國際科技合作又能提升國內創新效率，由此形成的正向循環，有助於把開放壓力轉化為創新動力，把外部競爭轉化為產業升級和制度完善的契機。我國產業體系完備、配套能力強的優勢，是抵御外部沖擊、保持開放主動性的重要基礎，完整的產業體系使我國既能承接全球高端制造和研發環節，也能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裝備、技術和產業合作方案，形成多元、穩定的國際分工網絡，幫助后發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化步伐。

促進區域協調，發揮我國多層次開放格局的優勢。國內大循環是全國范圍的市場聯通和產業協同，東部地區應繼續發揮開放平台、創新資源和產業配套優勢，中西部地區要大力增強產業承接能力，接續東部地區先進或成熟產業，通過區域產業分工協作，既可以減少同質競爭，也能夠形成面向不同市場和地域的多元開放布局，增強我國對外開放的整體韌性。隨著國內產業升級，部分成熟產能、中間產品、高端裝備和數字化解決方案可以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銜接，深化同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產業鏈合作，形成優勢互補、階段銜接的合作關系。中西部沿邊地區可依托口岸、邊境經濟合作區、自貿區和各類跨境通道，持續優化沿邊口岸通關流程，深化同毗鄰國家的投資與經貿合作﹔利用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等物流網絡，推動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礎設施與周邊國家地區的互聯互通，形成各具特色的內陸開放高地，逐步把內陸地區由開放后方轉變為開放前沿。這種合作是共同構建更加穩定的區域價值鏈，通過技術、標准、人才和服務協同，拓展我國產業升級后的市場空間，增強合作國家的產業能力，降低全球供應鏈的系統性風險。

加快完善內外市場的制度銜接、推進內外貿一體化，促進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順暢銜接。我國吸引高質量外資，關鍵在於提供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制度和市場環境，高水平對外開放，重點已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應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為契機，以自貿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平台開展壓力測試，在知識產權保護、公平競爭、政府採購、數據跨境流動、環境和勞工標准等領域主動對接高標准規則。全面落實外資准入負面清單，保障外資企業依法平等參與政府採購、標准制定和市場競爭，引導外資更多投向先進制造、現代服務、研發創新和綠色低碳等領域。以國際市場為紐帶深化同貿易伙伴的利益聯系，內外貿一體化能夠降低企業同時面對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時的制度性成本，推動內外貿產品在質量、標准、認証和監管等方面銜接，提升物流、結算和供應鏈協同效率。自貿試驗區、綜合保稅區和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等平台，可率先開展規則銜接和監管創新，通過先行先試，形成既符合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又適應國內發展需要的制度安排，使內外循環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實現聯通，實現進口與出口、引進來與走出去相互配合，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

做強國內大循環，提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自主性，實際以國內循環之“穩和強”贏得對外開放之“通和高”。面向未來，做強國內大循環必須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以科技自立自強增強產業鏈韌性，以制度型開放對接高標准經貿規則，以多元合作拓展國際循環空間，使我國在復雜易變的全球經濟中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形成自主與開放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