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我們黨的輿論宣傳與引導

【黨史鉤沉】

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以其突發性與不可預測性，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在信息流通受限、各方勢力角逐的背景下，從事變爆發至和平解決，以及其后西北局勢的發展中，出現了一些謠言和錯誤言論。這些言論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隱秘的軍事意圖，如果任由泛濫不僅會嚴重干擾事變處置應對，甚至影響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中國共產黨憑借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爭藝術，通過多維舉措，開展有效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成功應對了挑戰。

一

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國家民族利益置於最高點，迅速確定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堅守“一致抗日”，篤行“團結御侮”，掌握節奏逐步進行回應。

1936年2月，毛澤東、彭德懷在致王以哲與張學良的電報中已預判，若聯合抗日，勢必會出現大量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結。不出所料，西安事變爆發當日，各種謠言便鋪天蓋地。翌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即提出：“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頁）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的電報中也明確：“我們站在西安事變的側面說話，並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以減少日本及漢奸認為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主動的造謠所能發生的影響。”（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電文）》（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37頁）通過對局勢的研判，中共中央審慎決策，12月15日，以紅軍將領的名義給南京方面發布電文，首先申明“蔣氏被幽，事出意外”，並以“鷸蚌相爭”“螳螂捕蟬”的比喻尖銳指出日本若趁虛而入，則“全國喪亡，真將萬劫不復”，再度表明中國共產黨願“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的政策和立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4~415頁）。18日，在致國民黨中央的電文中，中國共產黨直接道破日本蓄意捏造並大肆傳播謠言的險惡用心，“日寇自蔣氏被幽以來，盡其造謠挑撥之能事，以鼓動內戰，甚陰毒計，昭然若揭”，並再次提出“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第417~418頁）。19日，中共中央在反復斟酌分析后，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同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表通電，發出“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的疾呼，重申和平解決事變的決心，提出具體的建議，再次申明“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基本綱領（《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第424頁）。接下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確鑿事實，更使得諸多謠言無處遁形。

1937年初，面對親日派及日本帝國主義等蓄意煽動的又一輪鼓動內戰的謠言濁浪，中國共產黨及時發出電文、宣言和指示，一則對外宣示政策主張，靖浮言於四野﹔二則對內統一思想行動，定心志於長遠。1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專門宣傳指示，“西安事變，系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本黨絕未參與”，並且清醒指出因為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針”，所以中國共產黨成了日寇及親日派的攻擊目標（《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第12~13頁）。8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再次道破日本帝國主義與國內親日派妄圖借西安事變“挑撥內戰”“滅亡中國”的企圖，並痛斥一切甘冒不韙投降日寇的親日派分子，必將自驅毀滅。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布告全黨同志書，號召“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斗爭”（《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第162頁）。中國共產黨以實際行動和有效宣傳使其一貫的抗日救國真相更加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正如毛澤東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中所述：“全國人民信任共產黨的言行，實高出於信任國內任何黨派的言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第451頁）

二

謠言的破除與真實信息傳播的速度廣度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守牢輿論陣地，不僅加強自身信息傳播，而且努力通過國際友人和進步人士的報道，盡可能提升真相傳播的時效性和覆蓋面，使謠言缺少滋生蔓延的土壤而不攻自破。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是黨開展信息傳播和輿論斗爭的重要陣地。1936年12月13日，《紅色中華》第二版迅速報道了西安事變，評價其為“堅決的革命行動”，並詳細地報道了國統區新聞媒介不敢也不准公布的八項抗日主張。16日，用第一版和第二版兩個整版，首先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局勢，肯定西安事變的正義性質﹔再細數蔣介石的賣國罪惡和屠殺暴行﹔最后，揭破日本大肆造謠污蔑的真相是“企圖把這一事變描寫成為‘共產黨的暴動’”，以便利其直接出兵中國、侵略中國、滅亡中國。28日，又刊文若干。一方面要求蔣介石履行其允諾，“以不負全國民眾的熱望，履行張楊等的抗日救國要求”﹔另一方面發出嚴正警示：蔣被釋放后，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在捏造謠言，企圖借故挑舋，侵奪中國”。1937年1月16日，發表《為和平為停止內戰而奮斗》的社論，正告：“中國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秉承其一貫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力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但日寇與親日派不願中國實現和平統一，不斷挑起內戰。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家統一、民族解放不惜一切代價。緊接著，21日，直接披露日本方面連日來大造謠言之事實，並戳穿其蓄意在“反赤”旗號下滅亡中國的卑劣企圖。與此同時，黨還通過《救國時報》多次刊文針砭時弊、揭穿敵人抹黑陰謀。在西安設立紅色中華通訊社西安分社，充分利用廣播電台的具象化呈現，系統播發黨的公開電報、信件和宣傳品。周恩來在西安期間專門指導《解放日報》和廣播電台的宣傳綱要。這些積極舉措對壓縮謠言滋生與傳播的空間起到了重要作用。

較之國民黨當時在新聞輿論上的優勢地位，中國共產黨所在的根據地多屬交通閉塞的偏遠地區，加之通信設備落后、信息傳播渠道單一等不利因素，致使國民黨的報道曾一度成為各界人士的信息來源主渠道。更有“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裡所制造的一切謊言當作新聞”（【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頁）。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局面，黨巧妙借助了國際友人與國內進步記者的力量。毛澤東親自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採訪，以平實語言和堅定事實駁斥謠言，“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來，我們就是願意停止內戰的，因為隻有國內和平，才能對日抗戰”，西安事變“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並諷刺所謂“西安插紅旗”“擄掠青年男女”之說，“大概隻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第65~66頁），這些舉重若輕又不失幽默的回應，既揭穿了謠言的荒誕，又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亦與《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深入交談，范長江在了解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主張后茅塞頓開，撰文詳細說明中國共產黨未參與事變預謀，而是一直主張共御外侮，“以統一的力量防衛國家之生存”的事實。這些報道不僅打破了國民黨對信息的封鎖，還原了真相，而且展示出更加真實、立體和全面的中國共產黨。

三

在當時的復雜形勢下，要掌握輿論斗爭的主動權，“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因為這是一場關乎人心向背的博弈。

手書明義、尺素達誠，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以書信為媒，將黨的政治主張與個人情感相結合，不僅及時闡釋黨的政策立場，而且拉近了心理距離，有助於在民族利益等根本問題上形成共鳴。事變發生后，毛澤東於1936年12月16日和22日兩次致信閻錫山，贊許其“抗日救國義薄雲天”，至誠提出“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22日信開頭即申明“陝變突起，事出非常”，繼而對其反對內戰的立場大加贊許，特別是“共維大局”之語為至理名言，並再次提出“願與我公及全國各方調停於寧陝之間”（《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10頁、第256頁）。同日，毛澤東復函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表示，“完全同意你們信上的意見”，“當此國亡無日之時”，中國共產黨的志願是抗日救亡，也隻有抗日救亡。“各方雖尚有若干對我們懷抱疑慮的人”，但時間將証明一切（《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第441~442頁）。朱德則致函曾萬鐘、唐淮源，直言“亡國在即，日寇日深，內戰將起”的緊迫局勢，而“敵人之武器不足畏，惟陰謀乃至可怖”（《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15頁）。

在西安期間，以周恩來、葉劍英等為代表的中共黨員們，深入工、農、商、學、兵各界，陳說大義，宣導主張。周恩來親延當地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物，包括杜斌丞、楊明軒、盧廣績等在內各方人士二三十人，宣傳中共和平解決方針，期待他們能為此貢獻力量﹔並要求負責民眾運動的王炳南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使廣大民眾知曉真相，支持張、楊的八項主張﹔還指示朱理治等人積極做好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另外，為“宣達西安事變實況及救國主張，破除謠傳，以正視聽”，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派出工作組前往華北等地，負責與各界群眾團體聯絡。當工作組沖破重重艱難險阻到達太原后，立即或參與或組織各團體的座談會，使“太原各界了解了西安事變情況，消除了恐怖，減少了誤解”。在北平，工作組同樣以座談會為主渠道，讓“不少同志了解了西安事變真相，消除了不少誤解和疑慮”（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581頁）。工作組還到天津、青島、濟南等地進行了積極的聯絡與座談。通過這些細致的工作，打消了各界的疑慮，並使得黨的正確主張為越來越多群眾所信服和擁護，不僅成功化解了危機，也有益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鞏固。

（作者：牟蕾，系煙台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