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紅軍政治工作的實踐探索與經驗啟示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

長征路上，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險阻，需要付出多麼重大的犧牲，都無法動搖紅軍的鋼鐵般意志。這種無堅不摧的精神力量，來源於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來源於黨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長征時期是創新軍隊思想政治工作、淬煉政治建軍能力的重要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和掌握人民軍隊，確保人民軍隊始終在黨的領導下行動和戰斗，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長征時期紅軍政治工作的實踐探索

長征時期，紅軍根據革命戰爭形勢的變化，不斷探索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政治工作發揮“生命線”的作用，逐漸消除了廣大紅軍將士對於革命前途的悲觀情緒和價值迷茫等負面情緒，明確了部隊行軍作戰的政治方向和行動目標，為紅軍奪取長征的最終勝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証。

加強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提高紅軍將士的政治覺悟。紅軍開始長征特別是血戰湘江后，不少指戰員對革命前途和戰略方針產生了困惑，為此，我們黨在開展政治工作中把消除錯誤路線影響、確立正確路線作為當時的緊迫任務。遵義會議后，紅軍政治機關通過口頭告知、電報傳達、召開干部會議等形式，及時在全軍傳達會議精神，向部隊解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闡明北上抗日與保存革命力量的關系，使紅軍將士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深刻認識到，隻有堅持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正確路線，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出發，才能打破被動局面，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據蕭克回憶，1935年2月1日，在敵人向湘鄂川黔邊游擊根據地進行“圍剿”時，紅二、六軍團收到的中革軍委關於對敵策略的提法和過去有所不同，經電報請示后才知道中央已經召開了遵義會議。在遵義會議精神的指引下，部隊成功粉碎了敵人的兩次進攻。可以看出，長征途中，紅軍指戰員在斗爭實踐中逐漸意識到實事求是和獨立自主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遵義會議以后，當時全黨思想剛剛開始轉變，我們還沒有認識到過‘左’的社會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難，這個問題，在長征出發前不久接到共產國際提出統一戰線，特別是我黨中央制定的統一戰線政策之后，才開始有感觸，直到延安整風才完全解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回憶史料》第一冊，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頁）

加強黨支部建設，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長征途中，面對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殘酷的軍事斗爭，紅軍因頻繁作戰而大量減員，戰斗序列時常被打亂。為了恢復和加強連隊黨支部建設，紅軍總政治部於1935年5月下發《關於支部工作的訓令》，強調要“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連隊中的領導作用”（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三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在黨員中進行深入的解釋教育工作，使大家及時了解紅軍當前的任務前途和所處的環境，同時擴大吸收具有革命覺悟的新戰士入黨。紅軍堅持“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通過思想教育和組織整頓，把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化為制勝優勢，提高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利用多種載體進行政治宣傳，激發廣大將士的革命斗志。紅軍長征開始后，為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表明紅軍的立場和對待民眾的態度，政工干部主要通過刻寫革命標語、發布告示、印發油印報、傳唱革命歌曲、演活報劇等形式，把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灌輸到每個紅軍戰士心中。如陳雲在《隨軍西行見聞錄》裡記載的，紅軍翻越老山界時不停喘氣、汗流浹背，忽聞一陣歌聲傳來，“原來是政治部的宣傳隊正擺著宣傳棚，為鼓勵行軍、提起部隊的精神，使之忘卻行軍之疲勞”（《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頁）。正是這種見縫插針的政治宣傳，匯聚了紅軍將士戰勝飢寒疲憊的精神火炬，鑄就了紅軍將士視死如歸、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和革命精神。

正確執行黨的群眾政策和民族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積極開展政治工作。由於受國民黨反動派的污名化宣傳等影響，一些群眾尤其是少數民族群眾對紅軍存有誤解。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有機會第一次深入廣泛地與各少數民族接觸，紅軍將士途經苗、瑤、彝、藏、回等少數民族地區，我們黨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從正確民族政策出發沿途制定一系列關於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的政策和措施，向少數民族群眾宣傳黨的民族主張。1934年11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明確提出“漢民與瑤民的民族平等”“爭取瑤民弱小民族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同情擁護與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協同動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981頁）等主張。1935年5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強調爭取少數民族問題的戰略意義，要求“各軍團政治部必須立即把這個問題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三冊，第101頁）。1935年5月，朱德總司令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痛斥國民黨軍閥在四川迫害彝族同胞的罪行，指出“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三冊，第115頁），號召彝族同胞團結起來，推翻軍閥的統治。這些民族政策的頒布，獲得了少數民族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為紅軍順利通過少數民族地區提供了條件。

長征時期紅軍政治工作的啟示

長征時期，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為加強黨的領導、增強紅軍革命意志，提高部隊戰斗力，戰勝艱難險阻，贏得群眾支持，取得偉大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總結好紅軍政治工作寶貴經驗，對於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人民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長征的偉大實踐証明，什麼時候黨的領導堅強有力、政治工作扎實有效，紅軍就能戰勝強敵﹔什麼時候黨的領導受到削弱、政治工作流於形式，紅軍就會遭受挫折。在與“左”傾教條主義、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反復斗爭中，紅軍將“黨指揮槍”作為政治工作的最高原則和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來執行，在血與火的斗爭中証明了“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唯一的絕對的領導之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就沒有蘇維埃革命運動”（《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三冊，第176頁）。

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開展政治工作。近代以來，為了完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早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明確了驅逐帝國主義和推翻國民黨統治的中心任務，紅軍政治工作圍繞這一中心任務，通過標語口號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主張，充分調動了蘇區群眾參加革命的積極性。長征途中，紅軍將士面臨惡劣環境和敵軍圍追堵截的艱難困境，為了實現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紅軍政治工作在生死考驗中點燃“革命理想高於天”的信念之火，凝聚成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起到了提振士氣、動員群眾、瓦解敵軍的重要作用，彰顯了政治工作“生命線”的強大威力。據楊成武回憶，紅四團在向鬆潘草地前進之前，遵照中革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團作了政治動員，一致堅決擁護中央過草地北上抗日的決定，“為了戰勝草地上的飢餓、寒冷的威脅，為了北上抗日，有這麼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情緒的鼓舞，我們紅軍戰士，忍受住了這些困難”。正是憑借著“信念——對事業，對革命，對北上抗日的路線的信心，對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回憶史料》第二冊，第263頁、第270頁），紅軍戰士克服行路難、吃飯難、喝水難、睡覺難等難題，最終走出了人跡罕至的大草地。

堅持群眾路線與嚴明紀律相統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軍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群眾工作是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長征時期，紅軍將士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於違反軍紀的現象及時予以糾正，以鐵的紀律和過硬作風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在沿途群眾心中樹立起秋毫無犯、仁義之師的形象，鞏固了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如1935年11月下旬，紅六軍團“開始進駐礦山時，有的連隊在工人農民的屋檐下、灶房或工棚裡和衣而睡，不去打擾群眾”（《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回憶史料》第三冊，第217頁），紅軍紀律嚴明的實際行動，使得國民黨反動派對紅軍散布的謠言不攻自破。此外，紅六軍團還處處關心當地群眾的疾苦，“有個叫李敦和的小孩，家裡窮得連籮筐都沒有，父親病臥在床，看到別人擔谷，他急得直哭。有個戰士問明情況后，就擔了一擔谷送到他家裡”（《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回憶史料》第三冊，第217頁）。正是這種真心為民的情懷，使人民群眾重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積極為紅軍運送糧草、充作向導、救護傷員、踴躍參軍，譜寫了無數軍民魚水情深的感人篇章，推動著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針對不同群體不同特點開展政治工作。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為了保存有生力量，化被動為主動，需要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中尋找情感共鳴、凝聚共識，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長征途中，紅軍根據不同對象開展政治工作，增強了政治宣傳的針對性和感染力。對紅軍將士而言，主要通過指示傳達、報刊宣傳、政治動員等方式，達到統一思想、提高戰斗力的目的﹔對少數民族群眾而言，紅軍堅持黨的民族政策，撒下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火種﹔對敵軍而言，紅軍優待俘虜官兵，並為不願留下的俘虜發放路費，起到了宣傳瓦解敵軍的作用。如在遵義戰役中，紅軍共俘虜白軍3000多人，朱德總司令親自對被俘虜的中上級軍官進行宣傳動員，說明紅軍優待俘虜特別是優待軍官的政策，“經過宣傳教育工作之后，這3000多俘虜，有2400多人報名參加了紅軍”（《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回憶史料》第四冊，第235頁）。

總之，長征時期紅軍政治工作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服務於革命戰爭的需要，是確保紅軍聽黨指揮、發展壯大、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其相關經驗至今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啟示意義。

（作者：周利生、嚴文波，均系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