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當代哲學的構建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對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我們正面臨著一項重大的時代任務——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項任務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進程的必然產物：當這一進程發展到特定的時間節點時，它的整個上層建筑領域——思想、理論、學術、文化等——也要發生相應的更新與轉型。立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構建中國當代哲學，既具有時代重要性，又具有艱巨性與緊迫性。

一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就其基本性質來說，並不是指或多或少具有一些中國色彩、中國元素或中國題材的哲學社會科學，而是指作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哲學社會科學。這意味著：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要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即從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中擺脫出來並獲得“自我主張”。

哲學在本質上是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起作用的，它在歷史上往往構成思想變革的先導，並由此在社會變革中扮演開路先鋒的角色。當然這種變革本身終究深深地植根於現實的歷史性進程之中。伴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深刻轉變，中華民族不可避免地進入現代化的歷史性進程，中國的學術（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哲學社會科學）也從總體上呈現出對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這樣一種學徒狀態，開啟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對外學習進程，而這一進程又是同中國的現代化任務本質相關的。如果不經歷這樣的學徒狀態，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就無法實現。因此，對於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的歷史性發展來說，這樣一種狀態是一個必經的歷史過程。

但是，任何一種學術的真正成熟，總意味著它要能夠在特定的時間節點上開始擺脫學徒狀態並獲得自我主張。如果一種學術始終只是停留在學徒狀態中，那麼，它還是未成熟的。事實上，從學徒狀態轉向自我主張，構成了學術發展的基本規律。舉例來說，中世紀以來的哲學曾長期處於理性神學的學徒狀態（作為“神學的婢女”），而以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為決定性的標志，西方哲學才開始返回到自身的基地並獲得了它的自我主張，所以笛卡爾被稱為“近代哲學之父”。同樣，近代以來的歷史學曾長期處於自然科學的學徒狀態，直到“歷史批判”能夠決定性地分辨自然經驗和歷史經驗時，史學理論才獲得了它的自我主張。不同民族間發生的情形是與此類似的，正如我們在個人的成長經歷或學術經歷中所能觀察到的一樣。

因此，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擺脫了學徒狀態並獲得了自我主張的哲學社會科學。隻有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也隻有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才可能在其歷史性發展中形成立足於自身的學術主張，從而構建起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來規定“當代中國哲學”的：它意指當代中國哲學學術的各個領域，並從屬於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整體。因此，構建“當代中國哲學”，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一時代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哲學與時代具有最本質的聯系，黑格爾把哲學稱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而馬克思則把真正的哲學理解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家並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裡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裡”。對於特定的民族來說，哲學之單純形式的意指便用來表示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體和精神的核心，並集中地反映其所處時代的本質特征。因此，構建當代中國哲學就意味著我們要立足時代狀況與時代任務，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學學術主張，構建自主的哲學體系。

二

就學科歸屬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中國當代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就本質功能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構建中國當代哲學的指導思想，為學術理論提供方法論指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方法論上批判地脫離了一切形式的主觀主義：它要求學術理論能夠持續不斷地深入到特定的社會—歷史的現實之中，從而使學術理論中普遍的東西（概念與范疇，原理或原則）能夠始終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得到充分的和內容豐富的具體化。

雖然我們對於學徒狀態的積極意義給予高度評價，但學徒狀態本身卻有一個基本缺陷：它是依賴的和因循的，並因而易於採用“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外在反思的典型形式就是通常所說的教條主義：作為一種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從來不深入到事物的實體性內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則，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則運用到——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對象、任何內容之上。中國革命時期就有一批教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俄國的經驗當作抽象的普遍性來掌握，並且試圖把它們先驗地強加給中國革命，最終招致一連串災難性的失敗。從思維方式上來說，這種教條主義時常與學徒狀態相聯系，而其要害則在於：隻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卻恰恰遺忘了特定對象本身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我們今天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局限於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然而，無論從外部取得的現成教條出自何方，它們作為抽象的普遍性卻僅僅適合於外在反思的運用。

問題在於如何把握普遍性，實現“普遍者的具體化”。深諳辯証法的黑格爾曾提出思辨具體化的要求：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夠深入到具體之中並且把握住具體的普遍性。在這樣的意義上，黑格爾把外在反思看作是主觀主義的淵藪，因而是“詭辯論的現代形式”，是“浪漫主義虛弱本質的病態表現”。雖然馬克思決定性地摧毀了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論體系，但卻批判地繼承了作為辯証法的具體化綱領：普遍性無疑是存在的，但唯當其通過特定現實本身所規定的具體化時，它才是真正起作用並具有實際效准的普遍性。正如馬克思在談到“生產一般”時所指出的，“總之：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對於構建中國當代哲學來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指引首先就在於：從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使任何普遍的東西（無論它們是什麼，也無論它們來自何方）實現由特定現實本身而來的具體化。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不再滿足於將抽象的普遍性先驗地強加給任何對象、任何內容，而是重新深入到特定的社會—歷史的現實之中，尤其是深入到當今中國的社會—歷史的現實之中。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指引無非是表明：對於哲學社會科學來說，停滯在抽象的普遍性中只能導致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學術。隻有通過普遍者的具體化，真正現實的“歷史科學”才得以可能。

在這樣的方法論視域中，舉例來說，由於“世界歷史”的開辟，現代化的進程對於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就成為普遍的歷史性命運。然而，這種普遍性的真正實現，隻有根據特定民族本身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的具體化才是可能的﹔而脫離這一具體化來設想的任何現代化方案，隻不過是主觀主義的空想或浪漫主義的虛構罷了。在這樣的意義上，根據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而得到具體化的現代化進程，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上的情形同樣如此。與任何其他的理論一樣，唯物史觀的原則或原理無疑是普遍的。然而，這樣的普遍性也隻有根據特定對象本身的內容來得到充分的具體化，才可能具有實際的效准。正如恩格斯所強調的那樣：只要唯物史觀的普遍原理被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在這樣的意義上，根據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來得到具體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由此可見，外在反思的要害就在於執著於抽象的普遍性，並試圖將這種普遍性先驗地強加給任何對象、任何內容﹔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指引則要求揚棄普遍者的抽象性，使之走向由社會—歷史的實體性內容而來的具體化。對於構建中國當代哲學來說，這一方法論指引不僅是基礎性的，而且將開辟出極其廣闊的研究領域和學術空間。

三

中國當代哲學的構建，同樣要經歷一個擺脫學徒狀態並獲得自我主張的歷史性進程。但是，擺脫學徒狀態絕不意味著放棄或拒絕對外學習，就像獲得自我主張絕不意味著任何一種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一樣。在“世界歷史”的基本處境中，在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的展開過程中，一方面，對外學習始終是必要的和意義深遠的﹔另一方面，自主立場的取得，則要求使外來的東西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也就是說，使習得者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並因而成為立足於自身之上的。這兩個方面的統一，隻有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才能夠歷史性地建立起來。

黑格爾在講到希臘文明的創立時說，古希臘人既有自己的傳統，又面對著當時更為強大的東方文化﹔正因為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希臘人才獲得了應有的活力，並開創出他們勝利和繁榮的時代。尼採更加清晰地描述了這一過程：希臘人有一度看來要被外來的文化壓垮了，他們的宗教幾乎就是各種東方宗教的一場混戰——有埃及的、巴比倫的、呂底亞的、閃族的。然而，希臘文化之所以最終沒有淪為“機械的文化”或“裝飾性的文化”，正在於它始終恪守德爾斐神廟“認識你自己”的箴言。正是憑借這一立足自身的自覺意識，希臘人得以澄清其真實需要，並對外來文化加以揀選與整合，從而避免了長久淪落為東方的追隨者。

中國自近代以來就開始經歷著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而在這一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最重要、意義最為深遠的成果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根據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而得到具體化的馬克思主義。這意味著：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正是在長期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才能與時俱進地回答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從而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對於構建中國當代哲學來說，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哲學固然植根於社會—歷史的現實中，但它本身卻是以思想—文化的樣式來活動並從而起作用的。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意味著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而使二者在文化上“互相成就”，從而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樣一種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因此，著眼於當今中國文化的歷史性發展，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應當成為構建中國當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應當成為這一構建任務的指導方針。

真正的文化結合不僅以巨大的包容性為前提，而且以獨特的創新性為結果。包容性意味著大規模的對外學習，而創新性則意味著建設性地改造並重鑄外來的資源——這隻有在自主性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中華文明不僅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而且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佛教的中國化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佛教是一種外來的文化，但中國人卻使之全面地中國化了。按梁啟超的說法，三種主要的佛教中國化成果——天台宗、華嚴宗，特別是禪宗——隻有很少的印度來歷，幾乎都是中國人的創造，即使是與印度淵源很深的唯識宗，也在近代中國得到獨特的發揮。事實上，在任何文化結合的歷史性進程中，中華文明總是展現出包容性和創新性的統一。包容性通過敞開自身以使文化結合成為可能，而立足於自身之上的創新性則使這種結合得以完成。正如卡西爾所指出的，世界史上真正偉大的復興運動都必然是一個原創性的勝利，而不是單純的容受性。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勝的主題之一，就是去探尋這兩個方面如何彼此交織並相互決定。

總而言之，為了完成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任務，中國當代哲學理應承擔起重大的使命﹔而為了構建中國當代哲學，不僅需要經歷文化結合的全面鍛煉，而且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指引。由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作為指導思想來起作用的，所以，在中國當代哲學的構建中，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特別是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中國當代哲學才能夠真正形成自主的知識體系，才能夠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真正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作者：吳曉明，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