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本體論與政治學的“知識革命”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研究歷史一貫為學界所重視，但我們慣常使用的“歷史”概念，長期局限於方法論和認識論層面，如“歷史地看問題”等日用而不覺的思維方式，以及國外社會科學中歷史社會學、歷史制度主義等學科范疇和方法論概念。上述這些“歷史”，指的都是“歷史的方法”，即以歷史為解釋工具去分析解釋各種現象和問題。

歷史政治學被視作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破題”之作，其關鍵詞是“歷史本體論”，這揭示出一個被遮蔽的維度：“歷史”不僅具有方法論和認識論功能，其本身更是一種類屬存在，即歷史是一種本體論性質的范疇。否則，我們常說的“歷史連續性”中的“歷史”指什麼呢？其必然是類屬存在的綿延，而不僅是某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承續。這意味著，除了以歷史去解釋問題，歷史本身的屬性也需要研究，從而釋放其固有的類屬價值。這一發現，使得歷史政治學在政治學說史上具有新范式價值，進而催生出理論的革新。

為什麼歷史是一種本體性的類屬存在

人類歷史起點的差異，表現為各自的類屬性質。盡管所有人類社會都經歷了從部落到國家的演進，但這個過程的組織化程度卻大不相同。西方以“多統”形態進入歷史，中國則自秦代就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形態，這種起點差異是“歷史的方法”所無從理解也無法解釋的，人類學家長期研究給不出答案，最終以未能觸及本質的“born to be”（與生俱來）敷衍了事。而正是這種差異性，使得不同文明在2500年前左右分別形成了各自決定不同走向的“軸心文明”，今天的我們依然處於這些“軸心文明”的歷史連續性之中。當然，每個現代文明都與其“原生”文明存在差異。

因此，看起來最具一般性特征的“歷史”概念，其實是基於差異性的類屬存在：歷史一定是指具有類屬性質的文明史、國別史或制度史，正如文明、國家、制度等一般性概念隻有被劃分為何種文明、哪個國家、什麼制度等具體的類屬存在時才具有實質意義。而所謂“歷史連續性”，正是這些類屬存在的連續性，而不是認識論或方法論意義上的“歷史”的連續性。歷史的主體無外乎文明、制度等實體性形態，它們本就是本體性的類屬存在，並由此演繹出相應的政治理論，如中國的大一統、天下觀、民本、仁愛，當代西方的“文明沖突論”、政體論、“歷史終結論”以及“民主轉型學”等。也就是說，各種政治理論都是基於類屬存在而存在，認識論、方法論意義上的歷史只是研究基於類屬存在的政治理論的方法。這就是歷史本體論命題的根本意義：類屬存在會催生政治理論，因為類屬存在本身需要得到解釋，而政治理論是回答類屬存在的歷史政治理論，這就為構建新的政治理論提供了可能性。

進一步看，歷史是文明、制度等各種亞類屬存在的總體性、一般性的類屬存在。歷史之所以被稱為“類屬存在”，首先是因為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行為起點上存在的差異性。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區分歷史的社會面向和國家面向，即歷史有國家史與社會史的類屬差異。雖然人類最初都處於家庭、村落、部族的社會史中，但東西方形成國家的時間差距是如此之大，不同地區和國家就有了流淌在血液中的秉性——社會史或國家史。

具體而言，歐洲的“多統”傳統非常強大，到16世紀才開始誕生現代國家，此后仍不斷“找回國家”，可見其社會史的烙印之重。而在中國，春秋戰國雖然是延續數百年的“多統”社會史，但諸侯列國還是按照西周形成的“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之大一統追求去思維和行動，至秦漢終成大一統國家形態。此后雖然也有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但有政治抱負者無不追求大一統，所以此“多統”非彼“多統”。中國歷史的內在屬性就是大一統，中國史本質上是“國家史”或“政治史”，中華文明是政治文明或國家文明。呂思勉和錢穆等史家都認為中國以政治史見長。

厘清了“歷史是什麼”即歷史本體論問題，“歷史的方法”便有了新的意涵。以往，我們籠統地、一般性地使用“歷史”一詞，將歷史主義當作最一般性的認識論，將歷史社會學視為一般性的學科概念。但一旦明確歷史的類屬存在性質，就必須追問：“歷史的方法”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歷史的方法”？若不清楚歷史是一種類屬存在這一前提性知識，“歷史的方法”便可能會將人引入歧途，可能會將從一種歷史中得出的結論機械套用於另一種歷史之上，以一種歷史去詮釋另一種歷史，將特定歷史演繹出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視為普遍真理，在學術上也可能會不加甄別地盲目移植。比如，歷史社會學在中國有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為什麼到今天仍舉步維艱？根源在於，西方歷史社會學依托社會史，探究國家如何從社會中萌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運動﹔而中國史本質上是政治史，側重研究的是國家如何塑造社會並鞏固大一統，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以西方社會史的框架研究中國政治史，終究是張冠李戴。再如，歷史社會學有一個主題“戰爭制造國家”，這在歐洲是對300多年國家形成史的概括，但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兩千多年前的故事。以300多年的劇本去演繹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實屬錯位﹔反過來，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歷史劇本去驗証歐洲300多年國家形成史，同樣荒誕。根本問題在於，我們習慣於在認識論、方法論意義上使用“歷史”，卻不追問歷史本身是什麼，更未意識到歷史本身是一種類屬存在所演繹的類屬關系。

歷史本體論命題為我們討論或發現新的政治理論開辟了一條新路徑，同時也為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堅實的本體論依據。

歷史本體論與政治發展規律研究

人類的政治發展有規律可循嗎？這裡首先需要確立一個政治發展的初級目標——國家的形成。在西方比較政治學那裡，國家的誕生就是現代性的標志：在國家誕生之前，歐洲長期處於中世紀神權政體之下，那段千年歷史被歸為“傳統”﹔而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則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國家為界，劃分出了“傳統—現代”的區隔。確立了“政治發展指向建立國家”這一初級標准，便可以找到政治發展的規律，而這個規律根植於歷史本體論命題。

既然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人類起點上的差異是與生俱來的，那麼這一類屬存在便構成了我們認識政治發展的確定性、起點性的制度結構，這一制度結構的變遷軌跡是如此顯著，堪稱“規律”。

社會史的結構性起點。類屬存在在本質上是一種結構性關系，即人類生存的結構與關系。從古希臘的158個城邦國家、古羅馬帝國的事實性分封自治，到中世紀封建制乃至絕對主義國家時期，幾千年來，西方最鮮明的特點就是自治、多元主義與戰爭。在狹小的空間與地域中，生存就是王道，所以資源分配方式必然是競爭式、對抗式的。所謂“戰爭制造國家”，正是結構性起點在歷史連續性中的結果。國家以民族為單元，而在民族國家內部仍為多元主義政治，“大王”搞不定諸多“小王”，不得不以代議制這一充滿張力的制度安排來分配資源。嚴格說來，西方現代性在政治上集中表現為民族國家與代議制的同步生成。一言以蔽之，歐洲通過競爭性、對抗性乃至頻繁的戰爭的方式促成現代國家和以代議制為基礎的政治制度的出現，國家和制度因此具有與生俱來的競爭性和對抗性，競爭性分配資源成為其政治發展的一般形式，而代表多元勢力的代議制則具有普遍性。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很多非西方國家也實行了代議制民主。在西方到來之前，殖民地基本處於部落制或世襲封建制狀態，國家尚未形成，處於社會史的多中心主義狀態。這種社會結構恰好被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策略所利用，由此建立起代議制和多黨制。然而，這些國家非但沒有走向現代化政治發展，反而陷入政治衰敗。這是因為代議制民主強化了其原生社會結構，事實性封建制得以鞏固，南亞、東南亞、南美、非洲皆不乏此類案例。

社會史所演繹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代議制。在社會史中，政治制度是因變量，經濟社會是自變量，政治制度是經濟社會力量博弈的結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國代議制的形成過程。簡言之，政治服務於經濟社會。在未經社會革命的國家，代議制是以家族為中心的地方主義政治的現代性載體，現代性政治並未能催生實質上的現代化，反而形成了形式上的現代性政治與傳統社會結構之間的巨大張力，政治衰敗因此而產生。即使在那些被戰爭抹平社會結構的地區，如果政治制度不是行政主導型而是“議會主權型”，指向現代化的政治發展最終都可能是政治衰敗。政治發展並非直線型，很多國家出現了“逆發展”，二戰前曾經最富裕的幾個南美國家便是明証。

國家史的結構性起點。中華文明是政治文明或國家文明，大一統貫穿始終。大一統即得天下，得天下首在得民心，為此必須實現“正名”（良序社會）和“致治”（有效治理）。自西周以來，以民心為內在追求的治理，構成了政治變遷的一般形式與規律。而且，支撐大一統的官僚制系統如此發達，政治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存在或自變量，經濟發展或社會變遷是因變量或它變量。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宗教屬性，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文明或國家文明。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不同的類屬存在演繹出不同的發展規律，這從根本上回答了為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必然性。比如，全球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隻有中國是在國家史基礎上演進發展而來的，實行大一統和民主集中制，其余國家都是在社會史基礎上形成的，基本實行多元化的代議制民主。歷史的類屬性決定了，因綿延數千年之久，社會史的國家很難發展為政治史的國家，但政治史的國家則有可能演變為社會史屬性的狀態——歷史上的多次分裂即為明証。在比較研究中，不能以數量多寡來衡量真理的普遍性或特殊性。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就是與眾不同的存在，是世界上最早熟的政治文明﹔美國政治學者福山亦承認，以西方的現代性標准衡量，中國在秦朝就已進入現代性政治，而西方直到16世紀才出現以民族國家—官僚制為標志的現代性政治，其他地區則更晚，大多是20世紀前半葉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產物。

不能以社會史基礎上的政治標准去衡量政治史基礎上的國家，認為基於社會史的國家形態是普遍的。不但如此，對比較文明有深刻見解的英國史學家湯因比甚至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不成熟的前半期，中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成熟的后半期，中國文明將領導21世紀的世界。湯因比的觀點，與其說是預言，不如說是他基於對文明屬性的深刻洞見而提前半個世紀公布的“答案”。

歷史本體論與現代政治理論研究

現代政治理論，本質上是主要國家現代化道路的理論投射﹔而現代化道路的不同，又根植於人類結構性起點上的差異性即不同性質的歷史。因此，作為歷史存在的現代化道路研究，必將呈現出政治理論的歷史屬性。

歷史本體論的一個重要發現是，歷史的類屬存在不僅決定了政治發展道路，也隱含著政治發展規律﹔政治理論正是對這一規律的探索與表達，是基於相應發展道路與制度形態形成的政治學說。換言之，歷史本體論決定著政治變遷方式，政治變遷方式塑造了政治制度的樣式，而政治理論就是對相應的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集成式表述。

從“多統”社會史出發的政治發展道路充滿著競爭、對抗乃至戰爭，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充滿張力的代議制，西方政治理論正是對這種道路和制度的肯定，其線索始終圍繞代議制下的多元主義權力斗爭展開。相反，從大一統政治史出發的政治發展道路，追求的是正名、民心、致治，其政治理論必然內嵌“和合”文化的基因。可見，歷史的類屬存在決定了政治理論的歷史性和地方性，幾乎所有的政治理論都是“歷史政治理論”。

“什麼是政治”“什麼是國家”等元概念以及現代化道路等一般性政治命題，都是對政治變遷方式與制度形態的理論總結。以對西方政治學具有重要影響的馬克斯·韋伯關於政治就是權力分配的經典定義為例，其背后就是歐洲歷史上連綿不斷的戰爭所催生的民族國家與代議制政治制度，但韋伯並未追問為何資源分配以戰爭方式進行、為何政治制度天然帶有對抗性。歷史本體論可以彌補這一缺失：不同性質的歷史具有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演繹出不同的政治制度，並催生出相應的歷史政治理論。

基於社會史產生的政治理論必然具有競爭性、對抗性特征，政治或國家的概念如此，理性選擇主義方法論亦如此。若將這類理論直接套用於政治史國家，比如以是否有代議制為標准衡量其政治合法性，無異於以社會史的變遷方式和政治制度去否定國家史的變遷方式和政治制度，從而否定大一統國家形態和民主集中制政體，這種“否定”顯然是荒謬的。相反，大一統國家理論和民主集中制理論正是對國家史的制度變遷方式和由此產生的政治制度的寫照。其實，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正是在事實性的歷史本體論意義上區分了兩種政治合法性標准，西方訴諸所謂“憲政民主”，而社會條件完全不同的非西方國家則以熱愛和平、遵守法律和政治協商為准繩，羅爾斯所言“社會條件完全不同”，實則指向不同的類屬存在。

由此可見，歷史本體論可視為建構或辨識政治理論的根本依據。以歷史本體論為核心假設的歷史政治學，不僅構成理解政治理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還具有分析現實政治和建構政治理論的功能。既然是一種獨立的政治理論，便不僅能平等對話，更可以在對話中實現超越。必須指出的是，歷史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追求﹔歷史政治學主要致力於解釋人類走向現代化道路和構建現代國家的組織化程度的差異性，它並非人類政治發展的唯一詮釋框架，卻無疑是一條重要的解釋路徑。

（作者：楊光斌，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