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

【學思踐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完善國際傳播體制機制，創新傳播載體和方式，拓展海外傳播網絡，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當前，我國的國家形象在某種程度上仍處於“他塑”而非“自塑”的狀態，在國際輿論場中還存在“有理說不出”的困境。究其原因，既源於西方話語霸權長期主導國際敘事框架的外部制約，也有我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尚未健全的內在短板。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立足新時代國際傳播戰略要求，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關鍵在於扎根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不斷提煉新概念、闡釋新范疇、打造新表述，筑牢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的理論根基與實踐基礎。

提煉新概念

概念是人類認知的起點，也是話語體系的基本單元。國際傳播中“有理說不出”的困境，其首要症結在於自主概念供給不足。在國際輿論場中，如果沒有一套植根自身實踐、貼合自身國情的原創性概念體系，中國經驗就會失去專屬表達載體，只能被動套用西方既有的概念范式。這不僅容易造成中國經驗被曲解、發展邏輯被誤讀，更會導致大量鮮活的本土經驗在概念移植中被消解，最終陷入“有實踐無定義、有道理無話語”的被動局面。因此，提煉原創性新概念，本質上就是為中國經驗確立理論命名、賦予話語身份。

提煉新概念，需要從三個維度著力推進。一是立足實踐。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新概念絕非主觀杜撰的抽象符號，而是從中國現實實踐中提煉而成的標識性范疇，實踐性是新概念合法性與有效性的最根本來源。二是深植文化根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應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智慧理念，將其與當代中國經驗相結合，使提煉出的新概念兼具文明底蘊與時代特質，形成區別於西方話語體系的原創性概念譜系。三是堅持時代導向。緊跟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勢與時代關切，聚焦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互鑒等現實議題，在當代中國與世界格局的交匯中提煉標識性概念，使之既扎根本土實際，又契合時代潮流、彰顯世界意義。

闡釋新范疇

范疇是概念的邏輯拓展，是對概念的內涵界定與理論說明。在國際傳播實踐中，如果僅有新概念而缺少對新概念的充分闡釋，概念便會淪為抽象符號，無法真正被國際社會所認知、理解和接受，進而陷入“有名無義、有理難辨”的困境。因此，系統性闡釋新范疇，本質上就是為新概念明晰內涵邊界，從理論上為中國道路正本清源。

在闡釋新范疇的過程中，需要著重把握以下要點。一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強調：“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新范疇的說服力，根本上來自理論的徹底性與科學性。應始終立足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剖析中國發展實踐、解讀中國發展邏輯，以科學理論指導范疇界定與內涵闡釋，筑牢中國話語建構的理論底色。二是著力破除認知偏見。國際話語權博弈的核心，是闡釋權與定義權的爭奪。應基於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精准辨析中外治理理念、合作模式與發展邏輯之間的本質差異，厘清“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零和博弈”、“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等核心范疇的根本區別。通過差異化的范疇界定，讓中國道路的獨特性不再被既有范疇所遮蔽。三是緊扣現實關切進行理論回應。概念闡釋不是書齋裡的抽象推演，而是對現實關切的理論回應。面對國際輿論中的爭議焦點與認知誤區，應以嚴謹的學理分析解答現實疑問，從理論層面澄清模糊認識，增強新范疇的現實解釋力與輿論引導力，切實發揮話語建構的理論功能與實踐效能。

打造新表述

有了新概念和新范疇，並不必然意味著在國際傳播中自動獲得了話語優勢。如果缺乏有效的表述形式與傳播載體，同樣也會陷入“有理說不出”的困境。對於國際傳播而言，故事內容的吸引力是其傳播的前提，但講故事的方法即敘事方式也必須契合受眾的認知習慣與接受偏好，方能使中國故事真正贏得國際受眾的青睞。因此，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本質上就是為中國故事找到能夠“走出去”並“走進去”的話語形態，使中國理念真正抵達人心、產生共鳴。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需要從以下方面著力。一是堅持守正創新，實現宏大理論的通俗轉化。馬克思提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思想如果不能轉化為可傳播、可感知的語言，就無法成為改變現實的力量。就國際傳播而言，理論話語往往偏向抽象和嚴謹，而國際受眾認知層次多元、接受習慣各異，要求我們要跳出刻板說教、程式宣講的固有套路，將抽象的理論范疇與宏大的發展邏輯轉化為平實易懂的通俗化表達，使深奧的中國道理走出書齋、走進世界。二是堅持融通中外，構建跨文化傳播的語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講故事就是講事實、講形象、講情感、講道理”。國際傳播本質上是跨文化對話，不能自說自話，而應善於找准中外認知的交匯點與利益關切的共鳴點，用國際社會聽得懂、能認同、願接受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實現“使人想聽愛聽，聽有所思，聽有所得”的傳播效果。三是創新傳播載體，豐富敘事形態。順應媒介傳播格局的深刻變革，突破單一文字表述局限，依托多元化的傳播載體和多樣化的敘事形態，將抽象理論、宏大理念融入鮮活的生活場景、人文敘事與文藝呈現之中，以立體化、具象化、生活化的表達方式拓寬傳播渠道，提升中國故事的感染力與傳播力，讓中國故事從“可讀”變為“可看”“可感”“可參與”。

新時代做好國際傳播工作的深厚底氣，源於中國實踐的偉大成就，更源於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的有力支撐。新征程上，我們應不斷塑造兼具中國特色與世界胸懷的新概念、新范疇和新表述，讓中國故事不僅有“理”可講、有“名”可稱，更有“聲”可傳、有“情”可通，真正實現從“有理說不出”到“有聲傳萬裡”的跨越，生動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作者：梁軍，系陝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