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數據看清中國經濟大邏輯

看懂當下的中國經濟，“廣角鏡”和“顯微鏡”缺一不可。既要觀察宏觀數據的平穩向好，也要把握微觀感受的冷暖交織﹔既要看發展的亮點和成績，也要正視結構分化中的短板和風險。宏觀經濟治理，往往在“穩當前”與“謀長遠”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復雜的經濟形勢背后，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波動，還是中長期的格局重塑？解答這些問題，需要一種穿透數據的邏輯框架。本期“對話經濟學家”邀請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權，從形勢、結構、格局、政策四個維度，進行深度解讀。

短期看形勢—— 是否出現新的周期

記者：2026年中國經濟半年報出爐，不久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我國經濟呈現動能向新、結構向優的發展態勢”的重要判斷。您怎麼看這份成績單？

黃漢權：可以用4個關鍵詞來概括，即“頂壓前行、總體平穩、動能向新、結構向優”。

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了4.7%的增長，處於全年的預期目標區間內。更值得關注的是，3.6萬億元的GDP增量創下了近5年的新高，充分彰顯了中國經濟應對大風大浪的強大韌性和活力。具體來看，有幾個亮點非常突出。

一是新動能加速壯大。創新活力強勁，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原創性成果不斷涌現，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創新藥等產業更是呈現爆發式增長，新質生產力正在從“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勢。

二是物價水平溫和回升。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回升到“1”區間，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增長1.5%，經濟增長與物價運行的協同性不斷增強。

三是企業效益明顯改善。得益於結構升級和物價回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實現兩位數增長，經營主體的獲得感在增強。

四是能源供給保障堅實有力。二季度以來，地緣政治沖突對全球能源市場造成了重大沖擊。我國憑借充足的石油儲備和前瞻布局的能源轉型，實現國內能源供給穩定，價格波動明顯低於國際市場，有效對沖了外部沖突帶來的輸入性通脹影響。

總的來看，中國經濟上半年取得4.7%的增長實屬來之不易，既為實現全年目標奠定了扎實基礎，也為全社會注入了信心，同時更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了“穩定器”和“動力源”的作用。

記者：GDP增速、物價水平和企業效益是觀察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三個重要指標。現在這三大指標彼此之間呈現出一種聯動向好的局面。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就此判斷，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上升周期？

黃漢權：核心數據聯動改善、相互匹配，表明我國經濟循環更加暢通，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但我不認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所謂的新一輪增長周期。

為什麼這麼說？我們看到，這幾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平穩增長的態勢，2023年GDP增長5.2%，2024年5%，2025年5%。這背后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一方面，隨著經濟規模持續壯大，增速自然會從高速轉向中高速﹔另一方面，我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增速本身就體現出質的改善。此外，我們還處在發展階段的轉換期，工業化、城鎮化正從數量擴張走向質量提升，再加上房地產等傳統產業還在深度調整，當前的增長速度，是與這個轉型階段相匹配的。

記者：這些關鍵指標的聯動向好，背后的驅動因素是什麼？

黃漢權：本次物價、企業利潤雙回升，有輸入性通脹推動的因素，但更多是國內市場需求拉動的結果。

物價回升，本質上是供求關系的反映。我們做過相關測算，上半年，整個CPI和PPI回升，確實有外部輸入性通脹帶動，但主要還是國內需求回暖起主導作用。上半年CPI同比漲幅中，油價輸入性通脹因素貢獻超過兩成﹔需求拉動貢獻約八成，其中以核心CPI為代表的需求貢獻約九成，以食品為代表的需求受豬肉價格持續低迷影響貢獻約負一成。

再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今年大家都能感受到，AI領域的投資熱潮直接帶動了集成電路、數字處理設備和產品等相關產業爆發式增長，存儲芯片價格增長了好幾倍。這是典型的需求帶動價格回升。同時，從宏觀政策看，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為市場注入了充裕的流動性，這也是重要原因。

記者：我們在看到亮點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困難和挑戰。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的困難挑戰”。在當前中國經濟亮點頗多的背景下，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高度重視”？到底要高度重視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

黃漢權：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的困難挑戰，是堅持問題導向的重要體現。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強調“高度重視”，是在發出一個更加明確的信號——對當前面臨的困難和挑戰，要有更加清醒的認識，採取更加有力有效的舉措來應對。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遇到的困難挑戰不少，既有來自外部的，也有自己內部的﹔有的是老問題，有的是新挑戰。從外部環境看，地緣政治復雜多變，美以伊沖突延宕外溢，對國內經濟影響的傳導風險仍然存在。從國內看，供強需弱仍然是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上半年表現較為突出。比如，消費方面，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1.3%，5月份甚至一度轉負。當然，我們不能僅僅拿商品消費的指標評價消費，而應和服務消費一起綜合考慮，盡管如此，兩者合計增長也僅為2.7%，說明國內消費特別是商品消費恢復偏緩。投資方面，一季度短暫轉正后，二季度又回到負增長區間，拖累上半年投資同比下降5.7%，反映投資內生動力不足，企業投資信心仍待增強，供需循環中的堵點尚未完全打通。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正視的關鍵問題。

中期看結構——

是否存在結構分化加劇

記者：觀察中國經濟，中期看結構，這就避不開一個詞——分化。上半年，高端制造、出口等景氣度較高，傳統產業和中小微企業修復卻明顯偏慢。有觀點認為，這種冷熱不均說明我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分化。您怎麼看當前的結構分化？還有哪些維度值得我們關注？

黃漢權：結構分化，確實是當前社會各界都在熱議的一個高頻詞，對此我想強調幾點。

首先，結構分化這個現象，並不是今年才出現的，前幾年就已經有了，只是今年表現得更加突出。

其次，結構分化也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全球主要經濟體近年來或多或少都面臨類似的情況。比如美國，AI帶動的領域投資火爆，但傳統產業增長困難、相對低迷。

更值得關注的是，結構分化已經從過去的“點狀”表現，演變成一種向“面”上擴散的態勢，比較明顯的是“七個分化”，可簡要概括為“七強七弱”。

比如，供給強、需求弱——生產端無論是工業還是服務業，增長還是較強的，但需求端的消費和投資相對偏弱。再看消費內部，服務消費強、商品消費弱，兩者增速差了4.2個百分點。投資方面，高技術領域投資增長較快，但房地產投資還是兩位數負增長，傳統制造業和基建投資增速也明顯放緩。外需與內需方面，出口依然強勁，但內需相對低迷。產業方面，高技術產業強、傳統產業弱，1月至6月，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3%，快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9個百分點。企業層面，大企業、高技術企業經營狀況良好，而中小微企業和傳統行業企業則比較困難。從產業鏈看，上游增長快、盈利能力強，而中下游偏弱。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不少，所以說，結構分化不是局部的、偶然的現象，而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比較普遍的客觀現實。

記者：為什麼會出現結構分化？這到底是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性陣痛，還是因為宏觀政策傳導不暢、市場資源配置不均衡這類可調控因素疊加導致的結果？

黃漢權：結構分化的出現，是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這是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或者說是一個必經過程。動能轉換，本身就是舊的要去、新的要來。新動能不斷壯大，舊動能有的經過改造升級，以新形態新模式延續，有的最終被淘汰出局，這是很自然的。

其次，這種分化某種程度上也與體制機制改革不到位、政策調整不夠及時有關。當前，我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完善過程中，一些領域資源錯配也會導致結構性失衡。比如，部分傳統行業產能利用率低，深陷“內卷式”競爭，按理低效落后產能應該被淘汰，但現實中該退出的產能沒有及時退出，資源騰不出來向新產業、新業態集聚，這反過來又拖慢了新動能發展壯大的節奏。所以，分化既是市場自我調整的現象，也是政策和改革滯后導致的結果。

此外，每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會帶來分化。從歷次工業革命看，總有一些傳統產業被淘汰，但新的行業、新的業態又在科技創新推動下不斷涌現。分化，也是新科技革命帶來的必然結果。

整體來看，這就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是產業和企業優勝劣汰、推陳出新的過程。

記者：面對這種結構分化，我們該如何應對？

黃漢權：需要說的是，雖然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過程，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放任自由。我們當然希望新動能加快壯大，盡快成長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和新支柱產業。但在舊動能退出的過程中，也不能放任不管，因為轉換必然伴隨著就業、收入以及社會層面的種種問題，必須想辦法延緩舊動能的下行曲線，盡可能讓它們繼續發揮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對於確實缺乏競爭力、成為拖累項的舊動能，要果斷釋放其佔用的資源要素，為前景更好、競爭力更強的新領域新動能騰出空間。同時，對於舊動能退出帶來的失業、職工收入受影響等問題，需要採取有針對性、務實管用的舉措，幫助實現新舊動能平穩接續轉換。

第一，用新技術賦能傳統產業。支持傳統產業積極擁抱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技術，提升產品功能性，降低生產成本，拓展銷售空間，讓傳統產業在升級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第二，引導傳統產業開辟第二增長曲線。我國傳統產業的性價比優勢很突出，而一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仍處於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期，對傳統產品、設備和技術有巨大需求。引導這些行業在全球范圍有序布局，可以延長產業生命周期。

第三，繼續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內卷”是大家都深陷其中、不願看到又難以自拔的困境。必須下決心淘汰低效落后產能，改善行業供求關系，讓行業發展重新進入良性循環。這樣，傳統產業發展會更穩健，也能取得更好的效益。

長期看格局——

是否形成經濟循環新的支點

記者：從近年數據看，房地產及相關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持續下降。而AI產業、新型基建等與新質生產力息息相關的領域增速非常亮眼。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經濟已經開始擺脫過度依賴房地產拉動的傳統模式？更進一步看，從增長貢獻度等維度來評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已經能夠對沖房地產下行帶來的壓力，成為我國經濟循環的新支點？

黃漢權：這兩個問題問到了關鍵處。從大方向看，是要逐步擺脫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但必須承認，房地產至今仍然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無論從發達國家經驗還是我們自身發展階段看，都不能輕易放棄，我們仍要繼續穩定房地產市場。

不過，和幾年前相比，無論是對投資、消費的影響，還是對GDP增長的貢獻，房地產行業的重要性都在逐年下降，這也是動能轉換的題中應有之義。值得欣慰的是，得益於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新動能的壯大，我國經濟整體保持了平穩增長，並沒有因為房地產的深度調整而出現失速。

具體來看，新質生產力正從4個方面有效對沖傳統動力衰減的影響。在投資端，開辟投資新賽道，2025年我國清潔能源行業投資達7.2萬億元，約為同期化石燃料開採與煤電投資的4倍，信息服務業投資增長28.4%，傳統產業數智化綠色化轉型亦需要大量投資﹔在消費端，拓展消費新空間，2025年新能源汽車國內銷量達1387.5萬輛、滲透率升至54%，通訊器材類商品零售額增長超過20%，新供給有效創造大宗與數字消費新需求﹔在出口端，保持出口增長韌性，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13.2%、拉動整體出口增長2.4個百分點，工業機器人、高端機床和集成電路出口高速增長，“新三樣”出口規模接近1.3萬億元，推動價值鏈向中高端攀升﹔在就業端，創造高質量就業，數字經濟催生大量新職業，帶動勞動力向高技能、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就業質量與勞動生產率同步提升。

雖然新質生產力正朝著形成經濟循環新支點的方向演進，但要說新質生產力已經“完全對沖”房地產下行，我認為還沒到那個階段。上半年統計數據顯示，以高端制造、數字經濟、現代服務為代表的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四成，但還沒有超過一半。現在，這個新的循環支點正在加速形成，但拐點尚未到來。我們希望通過政策加力與改革發力雙輪驅動，加快形成經濟循環新支點。

記者：要真正實現這種轉型，您覺得需要什麼樣的產業支撐、要素配套和制度保障？

黃漢權：產業支撐上，要按照“十五五”規劃綱要確定的方向，加快構建創新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依靠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重點是統籌三大領域——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發展壯大、未來產業前瞻布局，形成以實體經濟為支撐、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要素配套同樣關鍵。一方面，傳統要素要升級，如提升人力資本、提高勞動者素質，可直接帶來資源配置優化。另一方面，要培育和應用新要素，如數據以及AI發展催生的Token（詞元）等。新要素不僅賦能傳統要素，還催化要素間的優化組合，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整體經濟運行效率的提升。

此外，還需要配套好制度供給。通過強化制度保障，讓高質量科技成果源源不斷涌現﹔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讓創新成果及時應用到生產線和車間上﹔實現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金融產品要匹配科技創新高風險、高收益、周期長的特點，積極支持創新。同時，推動科技教育人才一體化發展，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和培養模式優化，催生更多創新人才和成果。要打通市場的“最后一公裡”，通過政府採購、首台（套）和首批次保險補償等政策，讓消費者和企業敢用願買，形成從科學發現、技術生成、產品生產到市場應用的完整閉環。

記者：我們此前從供給側探討了經濟循環，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更突出的矛盾在於“供強需弱”——需求不足已成為制約整個循環的關鍵瓶頸。那如何從需求端精准發力，有效擴大內需，從而推動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的良性循環？

黃漢權：經濟運行和發展就是供給和需求的循環運動，任何一方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另一方的穩定和發展。從目前看，“供強需弱”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求不足，更准確地說是內需不足。解決這個矛盾，既需要從供給側發力，通過優化供給特別是創造新供給來激發新需求，更要通過新需求牽引新供給。

首先，要增收入、強保障。收入是消費的基礎，關鍵在穩就業，這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來源。同時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提高保障水平，讓居民能消費也敢消費。

其次，要針對不同人群精准優化供給。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層級和需求差異明顯，比如，高收入和高淨值人群需要高品質服務和高端商品，中等收入群體更看重滿足品質生活的產品和服務，低收入群體可能還處在商品消費擴張和升級階段，促消費政策必須堅持結構性實施。隻有精准匹配，供給才能有效拉動需求。

再次，充分挖掘服務消費的潛力和空間。我們已進入商品消費與服務消費並重的階段，未來服務消費佔比將越來越高，增速也將持續快於商品消費，這是擴大消費的重要著力點。

最后，要系統清理抑制消費的制度和措施。比如，現在一些地方帶薪休假制度落實還不到位，許多人有假難休、休不滿。服務消費依賴時間投入，光“有錢”不夠，還要“有閑”，才能把消費潛力真正釋放出來。

整體看政策——

是否確立新的治理取向

記者：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是當前宏觀政策的重要取向。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明確提出，充分發揮各項存量政策效能，及時謀劃出台務實管用的增量政策。怎麼來理解這裡的“存量提效、增量加力”？

黃漢權：下半年穩住經濟大盤、鞏固增強經濟向新向優向好態勢，需要把擴內需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標本兼治、綜合施策。

先看存量政策，關鍵是要充分發揮政策效能。第一，要讓政策盡快落地見效。比如，財政支出的力度要加大，預算已經確定的支出項目要加快使用進度，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第二，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把錢花在起到“四兩撥千斤”作用的領域。比如，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的邊際效果在遞減，可考慮優化調整：一是擴大品類范圍，不一定隻限於“以舊換新”，首次購買新產品的是不是也可以納入支持范圍﹔二是向“一老一小”、縣鄉市場等商品消費空間還比較大的人群和區域傾斜﹔三是財政支出應向養老、托育、家政、文旅等服務消費領域加大支持力度，培育服務消費新的增長點。

再看增量政策，為了應對可能的外部沖擊和難以預料的極端情況，需要提前謀劃加力的儲備政策。比如，考慮增發超長期特別國債，創新調整貨幣政策工具，靈活運用好政策工具箱，根據形勢變化推動降低全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等。

當然，政策有邊界約束，不可能一次性用完，還要考慮跨周期調節的需要，要為明年預留空間。這種情況下，更要靠改革來破解經濟運行中的體制機制堵點卡點。

記者：是的，強化改革舉措與宏觀政策協同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治理方向。在您看來，二者如何協同，才能更好實現改革賦能政策、政策托底改革的雙向聯動？

黃漢權：我們現在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既有周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僅靠政策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靠改革發力。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及時推出條件成熟的小切口、見效大、能落地的改革措施，讓企業和居民有切實的獲得感。

具體來說，改革特別是激活力、增動力的改革，要針對不同的群體和經營主體精准施策。

第一，針對重點人群，要減輕其負擔。比如，針對二孩家庭、贍養老人負擔較重的家庭，可考慮通過完善個稅制度，減輕他們在生活相關支出上的壓力，增強敢消費、能消費的能力。

第二，針對地方政府，要增加其財力。比如，關於“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並穩步下劃地方”，已經提出來一段時間了，要加快落地。另外，在數字經濟時代，稅收制度可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很多產品在消費地交易和使用，稅收卻統計在總部或生產地，能否考慮讓消費地也分成一部分稅源？這樣既可增加地方財力，也能激發地方促消費的積極性。

第三，針對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要加大破除准入壁壘的改革力度。當前，一些領域民營企業想進進不去，進去以后又面臨“准入不准營”的問題。如果能夠結合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清理破除這些壁壘和地方保護，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讓民營企業能夠公平獲取要素、放心投資、獲得穩定收益，就能有效提高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此外，還有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城市和區域的發展分化。在AI時代，科教資源、高科技公司和創新平台等主要集中在發達地區和一、二線城市，欠發達地區和三四線城市相對較少，二者之間的發展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拉大。這種分化也會加重欠發達地區政府的財力壓力。這就需要探索建立包括財稅體制在內的國民收入分配新體系，讓各地都能分享AI時代的新質生產力發展紅利。

記者：從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現代化水平的角度看，下一步如何優化政策調控框架，持續提升宏觀治理的精准性、有效性？

黃漢權：當前，我國仍處於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需要優化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重塑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系統。

主要思路是推動“五個轉向”，即從偏重生產激勵，轉向生產與消費並重﹔從依靠房地產、基建與傳統產業等舊動能拉動，轉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和消費升級引領的新產業新動能驅動﹔從偏向出口導向，轉向促進貿易平衡發展﹔從依靠增量帶動經濟增長為主，轉向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並重﹔從注重“投資於物”，轉向“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

具體舉措上，財政政策要強化對消費的支持，金融政策要加大對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消費需求的支持，進一步完善有利於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金融服務。同時，還要適應人工智能的發展，探索構建適應智能經濟新形態的財稅、金融、就業、收入分配政策體系。

記者：結合剛才說的短期、中期、長期因素，您覺得下半年中國經濟會有怎樣的走向？

黃漢權：我們對2026年中國經濟全年的走勢判斷是“前高、中緩、后穩”。年初高開，年中緩行，下半年穩進。

宏觀政策在下半年發力空間還很大。財政支出進度會加快，政策性金融工具也將有效落地，這會對經濟增長形成直接拉動。同時，去年三、四季度的基數都比較低，會形成有利的基數效應。

消費和投資都會得到有力支撐。消費政策會繼續優化，全國服務業大會召開后，相關措施正在落地見效，對消費恢復形成支撐。投資方面，聚焦“六張網”的投資會進一步發力，帶動整體投資增長。

外部沖擊可能會有所減弱。二季度是美以伊沖突影響最為明顯、最為密集的時期，目前已有所緩和，雖然三、四季度可能仍有反復，但總體影響會有所減弱。此外，極端天氣影響會減輕，對生產活動的干擾也會下降。

綜合這些因素，下半年中國經濟“穩”的基礎會得到夯實，“進”的力量也會進一步提升。（記者 歐陽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