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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

呂 煒

2026年08月11日08:22    來源:經濟日報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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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創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全面擘畫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藍圖。這些都極大豐富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

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和實踐,蘊含著中國取得經濟發展奇跡的經驗和智慧。深入理解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對於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保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持續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活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明確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強調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基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認識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作用,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制度建設培育和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的必然選擇。

彰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歷史主動。改革開放以來,循著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思路與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邏輯主線,我國經濟運行機制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現了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立足“十五五”新起點,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系列部署,基於我國國情和發展經驗,以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重要目標,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體制機制保障和動力支持。

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這就決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麼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既尊重市場規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同時,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充分認識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既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持續增強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又要不斷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現實選擇。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建立與生產力躍遷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既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的條件。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同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基礎。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國內外形勢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的必然之舉。

面對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存在的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我們強調的“高水平”,體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所謂更加系統完備,主要指向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高標准市場體系、宏觀經濟治理體制、民生保障制度、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法律法規體系等相互聯系構成的有機整體,需以系統觀念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四梁八柱”。所謂更加成熟定型,主要指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法治經濟,需通過基礎性制度建設、營商環境優化以及改革舉措有效落實,夯實資源優化配置的堅實基礎,充分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優勢、產業體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大量高素質勞動者和企業家的人才優勢”。這些優勢構成了中國經濟在准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中把握歷史主動、贏得發展先機的堅實支撐。從各方面優勢的內在聯系看,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對於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擴大內需、優化供給、激發活力的基礎性條件。就擴大內需而言,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推動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大國經濟的內部可循環﹔就優化供給而言,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以優化政府職能和推動制度創新為著力點,助力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就激發活力而言,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有力支撐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和產業深度轉型升級。進一步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重點在於使制度成為硬約束,強化制度執行力和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打破制約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具有重要時代價值和理論創新意義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內生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探索,內蘊著基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經驗的思想方法、理論創新和路徑選擇,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和理論創新意義。

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回望歷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四大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歷史進程深刻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演進歷程,反映出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持續深化。特別是強調“高水平”,以及從“構建”到“加快構建”,體現出我們深刻認識到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推動現代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體現出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來適應生產力躍遷、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的戰略科學性和現實緊迫性。

實現對西方經濟學中“政府—市場”二元對立的超越。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西方經濟學通常把“政府—市場”看作是二元對立的,當今許多西方國家出現種種治理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錯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証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這為正確發揮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提供了科學思路和有效方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從一般性看,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從特殊性看,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我們注重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強調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針對性、科學性和執行力,通過政府積極作為來維護良好市場秩序。

創新發展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經濟職能,有效的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和應有之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持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基礎上,創造性提出宏觀經濟治理這一新概念,強調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與時俱進地發展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強調豐富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箱,彌補單純由市場調節經濟運行所難以避免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弊端,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

明確面向“十五五”的主攻方向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十五五”規劃綱要從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三個方面部署重點任務,明確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和思路。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需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一方面,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關鍵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著力解決影響國有企業活力和國有資本效益的深層次矛盾,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精准性、長效性。既著眼於國有企業核心功能,進一步明晰不同類型國有企業功能定位,加強國有資本的戰略性重組和專業化整合,又著眼於國有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發揮好國有企業在原始創新、技術攻關和成果轉化方面的獨特優勢。另一方面,發展壯大民營經濟,重點在從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有效保護合法權益,聚焦民營企業發展痛點難點問題,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健全民營經濟發展綜合服務體系。無論是發揮國有企業的“穩定器”“壓艙石”作用,還是發揮民營經濟的“生力軍”“活力源”作用,均需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應將企業獲得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提升服務質效,加快推進制度集成創新,用改革的思維和方法破除積弊、激發活力。

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需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暢通要素有序流動渠道,統籌增量優化和存量盤活,促進各類要素資源高效配置。依靠制度變革打破制約要素資源流動的梗阻,必須做到系統集成、精准發力,全面提高要素協同配置效率。系統集成,要求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資源環境等領域協同推進,以統一要素資源市場為重點目標,既突出因地制宜,允許各地區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和發展需求,又注重協同高效,基於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總體框架,進一步完善要素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促進要素資源跨區域、跨領域順暢流動,實現各類要素的橫向集成與協同。精准發力,要求直面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遵循各類要素的獨特屬性和運行規律,分類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同時,立足城鄉發展變化的趨勢和特點,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持續破除城鄉要素流動障礙。

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需提高宏觀調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從總體的宏觀政策基調看,應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統籌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總量平衡和結構調整,持續穩增長、穩就業、穩預期。從政策設計思路看,應在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下,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將預期管理納入宏觀經濟治理全過程,科學把握政策力度和出台時機,及時推出有力有效的政策舉措。

(作者系東北財經大學原校長、東北財經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黃瑾、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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