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與現代保險思想的契合

【典故裡的經濟學】

《道德經》第七十七章有言：“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寥寥數語，道出自然均衡法則與人類社會現實之間的反差。自然界天然趨於平衡——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日中則昃﹔人世間卻往往是匱乏者愈匱乏，豐盈者愈豐盈。老子以此警示治理者：唯有效法天道，以制度手段調節盈余、接濟困乏，方能維系社會長久穩定。我們今天讀老子的這段話，可以看到這一思想（簡稱“天道思想”）不只是一則哲學命題，更是中華傳統風險治理理念的重要源頭，其中蘊含的風險對沖、資源統籌、互助共濟的治理邏輯，與現代保險制度的內在機理深度契合。

一

天道思想與現代保險的深層契合，其邏輯起點在於對“有余”與“不足”相互轉化關系的動態把握。在老子看來，“有余”與“不足”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豐盈之時不知收斂，便會走向衰敗﹔困頓之際若能及時補給，則可能重獲生機。保險制度在運行機理上可與之形成深層呼應：投保人在平安順遂時以制度化方式將部分富余資源投入公共保障池，幫助遭遇變故后的“不足”者渡過難關﹔而被幫助者重新站起來后，又可能成為新的“有余”者。這種契合並非保險制度設計者有意識地應用老子哲學的結果，而是天道思想中蘊含的自然法則在人類制度中的一種顯現，保險是這一法則的制度化表達：通過大數法則，將個體偶發風險轉化為集體可預期的負擔分攤，在功能結果上實現了與天道思想“損有余而補不足”相似的效果。

“損有余而補不足”還體現了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助邏輯。老子以張弓射箭為喻：“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以保險學原理來理解，“損有余”即風險發生前的資金歸集——市場主體在平穩階段拿出部分富余資金匯聚成保障池﹔“補不足”即風險發生后的經濟救助——遭遇災害、疾病、意外的民眾依托集中的資源彌補損失。現代保險以大數法則為基礎，讓多數人以持續的小額投入分攤少數個體面臨的重大損失，其本質即為“以有余濟不足”的制度化落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這一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性思想，還賦予了現代保險以人文關懷與群體共生的底色，使我國保險業在精算技術基礎之上，形成了扎根民生、參與社會治理的鮮明文化特質。這與西方保險業以精算技術為主導的工具理性路徑有所區別，也更契合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治理的內在邏輯。

天道思想的制度性轉化，非自現代保險始，先秦已見於治理實踐。《周禮·大司徒》載：“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裡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亦即縣都、鄉裡都設有委積儲備，以應凶荒、以濟民艱。此乃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公共風險儲備制度。《禮記·王制》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即“耕三余一”之策，倡導未雨綢繆、以豐補歉，與現代保險先繳費、后賠付的邏輯遙相呼應。如果說西周委積和先秦“耕三余一”還停留在分散儲備層面，那麼漢唐以降的常平倉與義倉則已發展為系統安排。據《漢書·食貨志》，漢宣帝時耿壽昌奏請“令邊郡皆筑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粜”——豐年收儲、災年放糧，以豐裕填補匱乏。南宋朱熹推行的社倉制度更進一步，以官米為底本，由鄉紳人士主持、鄉民結保互濟，將國家儲備模式轉化為基層自治的互助合作形態，更接近現代合作保險的雛形。當然，社倉等傳統制度不具備現代保險的精算基礎與法律契約形態，其運行高度依賴治理者的道德水准與行政效能，與建立在數理統計和法治框架下的現代保險不可等量齊觀。但就風險分攤與互助共濟的功能而言，這些倉儲體系的核心要義與保險思想邏輯相通，是傳統智慧應對社會不確定性的生動實踐。

二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保險業的功能邊界不斷拓展，逐步從以風險保障為核心的傳統業態發展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柱。其核心功能——風險分散、損失補償、民生兜底——本質上是“損有余而補不足”這一古老均衡思想在當代最直接的制度轉化。我國的保險正是通過風險分散與損失補償，在微觀層面為遭遇變故者“補不足”，在宏觀層面為經濟社會運行“減震”“穩壓”，從而將古老的均衡之道轉化為現代化的治理效能。近年來，我國普惠型險種快速發展，為這一傳統智慧的當代轉化提供了更多注腳。城鄉居民養老與醫療保險、農業保險、巨災保險等，通過多方籌資、風險共擔，將社會資源匯集起來幫扶受災群眾、低收入群體與受沖擊農戶，有效緩解了因病致貧、因災返貧的難題。以農業保險為例：農戶以小額保費參保，財政給予補貼，一旦受災即獲賠付。財政補貼源於全社會公共積累，是第一層的“損有余而補不足”﹔多數人的保費補少數人的損失，是第二層的風險分攤。兩層機制疊加，構筑起了農業生產的安全網。

保險業在服務民生、參與社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要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損有余而補不足”，避免部分領域出現“損不足以奉有余”傾向，還需進一步拓展保障覆蓋面，提升普惠服務能力。當前需著力補齊的領域包括：偏遠農村地區保險覆蓋率有待提升，基層服務網絡建設尚待加強﹔新業態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醫療等保障缺口需要加快彌合，產品創新應更好地適應就業形態的變化﹔部分產品設計可進一步優化，使更多低收入群體能夠享受適宜的保險服務。這些領域的拓展空間，正是我國保險業深化普惠發展、踐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向。

“損有余而補不足”穿越兩千余年，與現代保險的運行機理和價值追求深度契合，構筑起中國保險業獨特的文化底蘊與價值坐標。面向未來，需要持續開掘傳統智慧的當代意義，引導保險業堅持互助共濟、普惠兜底的理念，將古老的均衡之道轉化為現代化的治理效能，以保險業的高質量發展守護民生安定、護航經濟社會行穩致遠。

（作者：顏鵬飛，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