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中如何積極作為

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際經貿規則加快重塑，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由與市場准入相關的“邊境上”措施，逐步延伸至以國內規制為主的“邊境后”措施﹔二是數字貿易呈現強勁增長態勢，但數字治理碎片化、技術壟斷、數字鴻溝等問題亟待解決，由於數字貿易規則的復雜性、多樣性，各國在規則制定上存在較大分歧。與此同時，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的浪潮中，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在看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也應看到：和平和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發展議題始終是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關切。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並存。一方面，國際經貿規則的加速重構對企業合規經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在數據治理、環境標准、知識產權等領域形成了更嚴格的“合規門檻”﹔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新能源等技術爆發式發展的驅動下，國際標准體系迎來重塑的重要窗口期。近年來，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也為中國企業市場擴容提供了機遇。中國企業應主動擔當、積極作為，從增強國際規則適應力、提升國際標准引領力、強化國際數字治理駕馭力和錘煉國際市場應變力等維度發力，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浪潮中把握發展機遇。

增強國際規則適應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前瞻性研判國際經貿規則的演進趨勢，是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前提。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為代表的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在知識產權保護、數字貿易、環境保護等領域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企業必須深入研究這些規則，主動適應、提前應變。與此同時，應充分利用中國已商簽的自貿協定降低貿易成本。截至2025年底，中國已與31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24個自貿協定，自貿伙伴遍及五大洲，自貿區網絡不斷拓展深化。例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實施以來，為區域內企業帶來了諸多機遇。企業可依據RCEP降稅安排、原產地規則、投資和服務負面清單等條款，優化產業布局，在區域內合理配置資源，開展跨境投資與貿易活動，不斷提升自身在全球和區域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

提升國際標准引領力，減少“出海”合規成本。在全球產業鏈深度重構與技術標准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標准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基礎性和引領性作用愈發凸顯。從傳統制造業到新興的數字經濟、綠色產業，相關國際標准是各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通用語言”和市場准入的“通行証”。企業既要通過高效適配國際標准突破市場壁壘，又要憑借標准制定搶佔產業制高點。一方面，加強企業自身標准化建設。建立完善企業標准體系，培養專業的標准化人才隊伍。建立技術創新與標准研制同步推進機制，確保新技術、新工藝及時轉化為企業標准。加大標准化工作投入，主動參與團體標准和行業標准的制定。另一方面，深度參與國際標准制定。積極跟蹤國際標准動態，深入研究國際標准發展趨勢，及時調整企業標准策略，降低企業出海的“合規門檻”。在基礎設施聯通領域，推動中國的高鐵、電力等標准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對接。在新興技術領域，如5G通信、人工智能、跨境電商等，標准制定尚處於動態發展階段，我國企業應在加快技術進步的同時搶佔標准制定的主動權，盡快形成“先動優勢”，實現從“產品出海”到“標准出海”、從“技術跟隨”到“標准引領”的能級跨越。

強化國際數字治理駕馭力，搶佔產業競爭制高點。在數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當下，強化國際數字治理駕馭力已成為企業在全球市場生存與發展的必答題。一是主動參與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制定，深度介入數據跨境流動、人工智能倫理、數字平台監管、數據主權界定等議題的討論與協商，積極貢獻中國企業智慧。二是及時反饋數據出入境的具體場景，健全數據跨境治理體系。助力政府精准把握數據流動的實際需求與風險點，推動政策供給與產業發展的深度協同。三是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數字技術體系，運用區塊鏈、雲計算等前沿技術，打造安全高效的跨境數字貿易平台，實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數字化協同。四是運用數字技術賦能商業模式創新。企業可利用數字平台開展線上營銷、跨境電商等業務，打破時空限制，拓展銷售渠道，直接觸達全球消費者。同時，通過對海量數據分析挖掘，深入了解消費者需求，實現精准營銷與個性化定制服務，提升客戶滿意度與忠誠度。

錘煉國際市場應變力，挖掘市場新潛力。國際市場機遇多、變化快，企業必須在產業分工、技術范式和消費模式的系統性重構中積極把握市場機遇。第一，在新興市場中把握增量變化。中國出口格局正朝著更加多元、更加均衡的方向穩步邁進。截至2025年底，我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佔全國進出口比重達到51.9%，比重在2024年首次突破50%之后繼續抬升。中國與東盟連續六年互為最大貿易伙伴。許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消費升級等領域需求旺盛，我國相關企業可憑借在高鐵、5G通信、機電制造等方面的技術與成本優勢，主動布局新興市場，深度參與產業結構升級，形成“技術支持—產業升級—市場擴容”的良性循環。第二，在存量市場中洞察結構變化。當前，全球市場需求表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屬性、消費層級差異與技術偏好特征。企業應敏銳捕捉這些變化，精准定位目標市場，通過深耕細分市場，滿足特定群體需求，精准觸達長尾消費者，實現“從海量小需求中掘金”的目標。為此，企業必須提高自身的內外貿一體化水平。從國內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我國企業在全球競爭中的重要依托。我國擁有龐大的消費群體，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對高品質產品和服務需求持續增長。企業應注重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實現資源配置、生產標准、營銷渠道、供應鏈管理等方面的統一協調，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開拓“兩個市場”，利用“兩種資源”。

（作者：劉斌，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