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發力破解供強需弱矛盾

202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和運行延續了總體平穩、動能向新、結構向優的發展態勢，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活力，主要宏觀經濟指標處於合理區間，也表現出結構性調整和創造性破壞加劇的趨勢。總體而言，中國經濟並未遭遇周期性波動問題的困擾，但需要應對諸多發展中、轉型中、結構性的問題和挑戰。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以及國內增長模式轉變中的供強需弱矛盾，實施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各項存量政策效能，及時謀劃出台務實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力擴大內需、優化供給，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在處於合理區間的基礎上爭取更好的結果，朝著“十五五”和2035年目標順利前行。

供給側處於宏觀經濟合理區間

中國經濟處於一個穩定運行、向新向好的良性循環之中。2026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達到5.0%，上半年為4.7%，寬鬆地處在年初設定的4.5%—5.0%速度區間。而且，這個速度也符合預測的潛在增長率，達到了2035年按照人均GDP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增長率要求。實現這個宏偉目標，要求人均GDP在2020年10627美元的基礎上至少翻一番。從另一個角度看，按照世界銀行分組標准，進入高收入國家三等分的中間組，要求人均GDP 跨越大約22000—24000美元的門檻水平。在2025年人均GDP已達到2020年不變價13863美元的基礎上，人均GDP應達到年均實際增長4.4%。由於中國人口進入減量發展階段，GDP總量增長率隻需4.2%。考慮到老齡化背景下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情形，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以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變價）的遠景目標倒算，“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GDP需要年均增長4.17%。這意味著現行增長速度可以確保實現預期目標。同時，考慮到關鍵領域改革可以加快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改革紅利的釋放可助力經濟增長取得更好結果。在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紅利之外，更大幅度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預期來自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驅動的新技術、新領域、新行業發展，以及對傳統行業的數智化改造，已經推動新舊動能的加快轉換。據國家統計局估算，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數智經濟、現代服務業為代表的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四成。

一般來說，當實際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一致時，實際失業率大致處於自然失業率水平，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即為充分就業狀態。這就是說，與經濟增長位於合理區間相對應，勞動力市場也處在常態軌道，失業率僅反映結構性問題，伴有慣常性的季節波動，而不存在周期性失業。2025年全年和2026年上半年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皆為5.2%，恰好與學界估算的自然失業率相符。可見，無論是城鎮調查失業率還是青年失業率，均未出現異常波動情況，只是反映出勞動力市場的不匹配現象，或結構性就業矛盾。這種矛盾是技術變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加速的結果，並且由於人工智能的應用得到增強，表現為就業創造和就業替代同時發生、結構性矛盾持續存在、新就業形態趨於常態化，以及青年和大齡勞動者面臨就業困難等。

需求“三駕馬車”正在形成新平衡

經濟增長的穩健度和可持續性，需要靠供需兩方面因素支撐。隨著增長動能轉換的成效日益顯現，在潛在增長能力和實際增長均表現強勁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逐漸轉向需求側。同時，在需求因素“三駕馬車”中，商品和服務淨出口、資本形成（投資）和最終消費之間的新平衡正在形成，拉動經濟增長的社會總需求保持足夠的韌性，可持續性也在增強，同時短板和堵點仍然存在。認識宏觀經濟形勢，找到有效打破瓶頸制約的突破口，應充分了解需求側的現狀和趨勢。

從外需看，2026年上半年，中國出口和進口均十分強勁，凸顯中國經濟正在形成的新比較優勢。與此同時，受軍事沖突、地緣政治和貿易摩擦影響，世界經濟呈現疲弱之勢與不確定性，成為不利的外部因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26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明顯低於2025年的3.5%，1月份的預測為3.3%，4月份調低到3.1%，7月份則進一步下調為3.0%。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出口既受世界經濟增長和貿易格局制約，也受一些國家制造的貿易摩擦影響。世界銀行按照國際收支口徑計算，202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1.06萬億美元，而一貫把自身經濟問題歸咎於其他國家、不斷制造貿易摩擦的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竟高達1.24萬億美元，由此不難預見美國採取的貿易保護態度和行動。

從投資需求看，隨著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在形成新質生產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在投資結構的優化趨勢中得到體現。例如，2026年上半年，在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人工智能相關的集成電路制造、智能車載設備制造、綠色轉型，與增強韌性相關的行業，投資額與增加值的增長都形成了亮點，標志著以高端制造、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現代服務為代表的新動能正在加快形成。也要看到，在傳統人口紅利消失、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的情況下，為保持勞動生產率提高進行的大規模投資，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投資回報率相應下降，導致投資意願疲弱和實際增長下降，亟待激活支撐經濟增長的更可持續的需求因素。

從最終消費來看，居民消費也具有轉形態、補短板和開新源等結構性調整特征，在市場上表現為網上零售、農村零售和服務零售較快增長。同時，消費者價格指數有所回升，也預示著預期和信心的改善。數智經濟以更高質量、更快捷的服務，為消費者帶來產品或服務的新感受和新體驗，雖然有些尚未轉化為價格的提高和支出的增加，卻以消費者剩余的形式增強消費的滿足感。由於前期補貼政策效應消退、消費結構調整尚未到位等因素，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示的消費增長還不夠強勁，或者說“三駕馬車”中的居民消費尚未擔當起從需求側支撐經濟增長的大任。

認識發展中的老問題和新挑戰

進入更高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經歷著日益加快的新舊動能轉換，面臨著更多轉型和發展中的問題。長期存在的供強需弱問題不僅依然存在，還在新的背景下有著新的表現。例如，人工智能模型和工具層出不窮，給勞動生產率、營商模式、勞動力市場等諸多方面帶來影響，供需兩側均面臨著新挑戰。主動應對新挑戰，既要充分利用創造性破壞機制，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形成，也要避免結構性調整對就業和居民生活的沖擊。總的原則是，企業固然難免優勝劣汰，勞動者卻不應分輸贏。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形勢，應該既看到新動能的加速形成，也看到傳統動能的加速消失。這種結構性調整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必然過程，終究要在產能的存量上表現出新與舊的消長，在產能的增量上表現出強與弱的分化。這就難免導致結構性就業矛盾的加深，在老問題不斷得到解決的同時，新挑戰也表現出來。人工智能的顛覆性突破和廣泛應用，也必然帶來更嚴峻的創造性破壞難題，亟待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促進就業創造和筑牢社會保障，確保勞動生產率紅利得到均等分享。

從需求側認識經濟形勢，應該既看到加快“三駕馬車”結構轉變的緊迫性，也看到提高居民消費率是一項需要綜合施策、久久為功的任務。無論在統計意義上還是在經濟意義上，居民消費佔GDP 比重（消費率）與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並不是一回事。常規的逆周期宏觀經濟政策，目的是在一種需求因素受到沖擊時，採取適宜政策以調動其他需求因素，以確保經濟增長不致因總需求不足而速度下滑。由於居民消費率受更長期因素影響，例如該指標與居民收入佔比和勞動報酬佔比之間均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89和0.76，因此，該指標不會因出口和投資的增長貢獻率下降而自動提高，必須作為一種能力通過實質性的投入予以培養。

以“投資於人”破解供強需弱

破解供強需弱格局，既要依靠逆周期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也需要超越短期和單一手段，充實並打通政策工具箱，把各種政策理念和實施手段融會貫通。提高居民消費率應從消費能力和意願兩方面，把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等統一於共同目標下，發揮各自的獨特優勢。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成功實踐表明，貫徹共享發展理念、大幅度提高投資於人的力度，有望顯著提高居民消費率。例如，正是由於投資於人力度的增強，在高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降低的同時，2010—2025年期間中國居民消費率從34.9%提高到40.0%，大約同期（2010—2024年），中國GDP中用於勞動者報酬、社會保險福利和社會補助等支出的比例從52.6%顯著提高到61.2%。

擴就業、增收入和穩預期三位一體構成擴大居民消費的基礎和長效機制。由於產業結構變革持續改變著就業形態、工作類型和技能需求，結構性就業矛盾不僅是一種常態，而且隨著人工智能的滲透得到增強，因此積極就業政策也需要形成升級版，通過權益保障、技能提升和匹配水平改進，穩定就業數量和提高就業質量，進而增加居民收入。此外，增加收入與改善分配是相輔相成的要求，在通過人力資源市場增加勞動報酬的同時，還需要通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通過制度建設分享現代化成果和人工智能紅利，具有穩定預期的作用，並借此提高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

現代化共性和中國國情都表明，在更高發展階段上實施再分配，通常採取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方式進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品供給的數量增長、水平提高和范圍擴大，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中國即將跨入以人均GDP表示的高收入國家行列，距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也隻有一步之遙，生活品質的提高更多需要由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滿足。中國還將始終伴隨以少子化、老齡化為標志的人口變化趨勢，從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實施人口支持政策，同建設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在目標和手段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在這個過程中，伴隨人工智能而來的民生挑戰和生產率機遇，一方面要求顯著增強基本公共服務普惠性、基礎性和兜底性作用，另一方面使之具有更強國家財力的支撐。

居民消費率提高要在更高供需平衡水平上達到。從供給側來看，要善用互聯網平台和人工智能模型創造的各種手段，提供更多高質量產品和服務，把科技紅利轉化為龐大消費市場，創造更好的消費感受以擴大“消費者剩余”。從需求側來看，一方面，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要逐漸把需求彈性小的普通品需求升級為更大需求彈性的優質品需求，開啟巨大的需求潛力﹔另一方面，隨著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發展，以“一老一小”為代表的新型基本需求仍會出現，創造出結構性超大規模市場的可能性。要抓好“一老一小”服務保障，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供需兩側的良好結合，要求綜合運用政策手段，在貫徹實施“投資於人”上取得實效。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