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8月06日08:29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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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對話】
編者按
電視劇《主角》講述三秦大地戲曲故事,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喚起僑批家國記憶,“村超”“村BA”等民間賽事持續火爆……近年來,一批極具地域特質的文藝作品和體育賽事頻頻出圈,帶動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走進大眾視野。在地文化根植一方水土、融於百姓日常生活,展現出強勁的創新活力與傳播潛力。本期圓桌對話,光明智庫邀請專家通過分享鮮活實踐,探討在地文化的保護與發展。
與談人
向 勇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教授
胡 鈺 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劉京晶 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員
沙 垚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
本報記者 陳之殷 陳 恆
1 在地文化的內涵與價值
光明智庫:在地文化資源生於日常、長於鄉野,承載著集體記憶,如何理解在地文化的獨特之處?系統性保護零散的在地文化資源,對於厚植中華文化根脈具有怎樣的價值?
胡鈺:隨著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申遺成功,目前我國已擁有世界遺產61項,其中文化遺產42項,自然遺產15項,文化和自然雙遺產4項。相比於這些具有顯示度、集中度的大型文化遺產,大量散落的在地文化資源以活態方式、日常狀態成為存續民族記憶的“星火”。
在地文化作為中華文脈的“微觀基因庫”,具有覆蓋范圍大、延續時間長、認同度高、實踐性強的特點。在地文化的價值體現在四個維度:文化多樣性價值。豐富的在地文化是形成中華文脈完整譜系的重要部分,保障了中華文明持續發展的活力。文化認同價值。方言、民俗等是每個個體最原生、最日常的文化觸點,成為從“家庭認同”到“家鄉認同”再到“家國認同”的最細密、最堅韌的連接紐帶。文化安全價值。在地文化以其全民參與和穩定認同,構建起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獨特內涵和價值認同。文化傳播價值。在地文化在傳播中極具辨識度,使中華文化在國際傳播中形成不可替代的文化感染力。整體而言,保護在地文化是文化強國建設中具有長遠價值的基礎性工程。
向勇:在文化強國建設的整體視野下,在地文化是支撐中華文明“滿天星斗、重瓣花朵”多元一體格局的底層肌理,是民族文化根基得以持續生長的鮮活土壤。這些地方文化形態,承載著不可復刻的集體記憶與地方經驗,其系統性保護對筑牢文化根基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價值。
一方面,它補全了中華文脈的完整譜系。中華文明的傳承始終存在兩條並行的脈絡:一條是典籍記載、廟堂傳續的“大傳統”,構成了文明的主干﹔另一條是民間日用、鄉土沿襲的“小傳統”,填充了文明的肌理。鄉土民俗是傳統禮樂制度在日常中的演化遺存,地域家風是儒家倫理在家庭單元的微觀實踐……這些文化枝葉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完整的生態圖景,讓中華文脈跳出博物館的靜態陳列,真正成為活在普通人衣食住行中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夯實了文化認同的微觀底座。每一種在地文化都承載著一方人的集體記憶與生活情感,保護在地文化本質上是守護每個中國人的“文化原鄉”。當無數個體的鄉土記憶匯聚疊加,便形成了整個民族的文化歸屬感與精神凝聚力。這種扎根煙火日常的認同,比抽象的概念宣示更有穿透力,也更具持久的生命力。
劉京晶:在地文化的價值就是日常實踐本身——它在說、在做、在身體記憶裡。它不是被觀賞的文化對象,而是參與塑造人們行為方式和情感結構的文化實踐。方言中蘊含的不僅是詞匯和語法,更是一整套地方性思維方式、情感表達和人際互動邏輯﹔家書文化不只是書信檔案,而是維系親族關系、傳遞價值觀的日常機制﹔鄉土倫理不是寫在紙上的條款,而是鄰裡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活態規范。
在快速城鎮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雙重影響下,人們對“我們是誰”“從哪裡來”的日常回答越模糊,對本土文脈的回望就越迫切。這種心理動因,與其說是懷舊,不如說是在高速流動的時代裡重新尋找文化錨點的本能。尤其是年輕人在標准化、同質化的城市生活中成長,對“地方性”的渴望反而更加強烈——近年方言梗在短視頻平台的流行、城市年輕人對鄉土文化的消費熱情,都是這種心理的外在表現。
2 在地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光明智庫:雖然近年來對在地文化保護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民眾對在地文化產生興趣,但是相較於傳統的非遺、古建保護,在地文化保護還存在哪些難點和不足,其保護與傳承的關鍵是什麼,有哪些案例?
胡鈺:從難點來看,恰在於其日常性與平常性。日常性往往讓大家“看不見”,平常性則可能“看不上”。比如,方言、僑批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但卻難以納入現行非遺、文物保護體系。同時,這類文化內容平常無新或不夠時尚,比如口傳心授的民俗儀式等,難以成為當代社會發展的顯性要素。因此,“被看見”且“被看重”是在地文化保護傳承的關鍵。
“被看見”的困難,體現在代際傳承受阻和政策體系缺位。在地文化尚未建立明確的責任主體和完善保護機制。我們在調研中發現,許多民俗、民間手藝只能靠民間學者、文化愛好者自發記錄,保護行為是零散的、自發的、有限的。
“被看重”的困難,體現在學術研究與發展認識的雙重滯后。一方面,對民間、鄉間的在地文化缺乏重視,對其承載的鄉土倫理價值、社群聯結價值、文化基因價值研究不足。另一方面,全社會還缺乏地方文脈有效轉化為地方發展動力的認知,像“村超”為榕江獲得知名度、僑批轉化為熱門電影的成功案例仍不夠多。其原因之一,在於缺乏人文經濟學的視角,未能認識到“挖掘老文脈、增強新動能”已成為當代區域發展的有效方法。
劉京晶:在地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確實存在著碎片化、被動化、邊緣化等問題。碎片化,表現為跨系統協同機制的缺失。保護行動往往是各自推進、難以合攏,文化傳承、產業形態、人口結構、基層治理等並沒有形成整體性的文化保護生態。
被動化,集中表現為“事后追認”的慣性。如我國現存130多種語言中,有68種使用人口在萬人以下,25種使用人口不足千人。家書文化的境遇同樣典型,超過三成因搬家等原因損毀了家書。面對這樣的消亡速度,僅憑被動式搶救是不夠的。
邊緣化,則呈現為:位階低——許多在地文化資源既難以納入文物范疇,也不完全符合非遺認定標准﹔權重小——在地文化保護在地方績效考核中權重偏低,保護工作往往依賴自發性而非制度性要求﹔資源少——保護資金匱乏,社會資本參與不足,保護投入與消亡速度嚴重不匹配。
沙垚:在地文化的守護,必須回到文化如何與此時此地的社區生活鏈接這一核心命題。
首先,讓在地文化發揮實際功能。在地文化延續千年是因為它有實用性,比如維系宗族秩序、組織集體勞動、調節人際關系、安頓精神世界等。當前保護的核心任務是為它在新的社會語境中找到功能定位。文化隻有參與社會治理,在社區中發揮一定功能,才能更有機地內嵌於社會,不至衰微。比如,一些地方戲曲能夠滿足留守老人的文化需求,就會有存在的價值和土壤。我們不僅要問“這個文化能不能保護”,更要問“這個文化能為鄉村做什麼”。
其次,以文化活動幫助社區組織。比如,一場廟會涉及物資採購、人員調配、路線規劃、安全維護,這是對村庄社會網絡的全面激活﹔鄉村春晚的籌備,需要村兩委、文藝骨干、返鄉青年、婦女兒童共同參與。這種在共同目標下的臨時性再組織,本身就在培育村庄的自治能力,是基於地方文化認同和文化傳統的集結。反過來,鄉村組織能力的提升,也可以為在地文化保護提供支持。
向勇:的確如此。在地文化的保護必須扎根鄉土日常,構建常態化留存機制,同時嵌入鄉風文明與基層治理的深層肌理,實現“在生活中保護、在治理中傳承”的良性循環。
一方面,構建常態化留存機制,是保護工作的基礎。其一,明確責任主體。依托村級文化管理員、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退休教師、鄉村青年等群體,組建專職與志願相結合的在地文化聯絡員隊伍,配合鄉村文化特派員的專業指導,讓文化的持有者成為文化的守護者。其二,探索數字化留存方式。針對家風、民俗等軟性文化資源,通過口述史採集、民俗影像記錄、方言語料庫建設等輕量化手段,轉化為可留存、可傳播的數字資產。比如,我們此前在浙江鬆陽推進的“鄉土口述計劃”,系統採錄了村中老人的生產生活記憶與年輕新業態主理人的鄉村實踐,既留存了地方文脈,也成為鄉村美育鮮活素材。其三,打造場景化的承載空間。依托現有文化禮堂、村史館、閑置民居,打造小型、便民、活態的文化陣地,讓文化融入婚喪嫁娶、節慶議事等日常場景。
另一方面,推動在地文化與鄉村治理深度融合,是活態傳承的關鍵。其一,以文化共識凝聚治理合力。在地文化中的傳統鄉約、互助習俗、家風倫理,本身就是基層治理的寶貴資源。貴州榕江“村超”能夠零商業資本介入、全靠民間自主運轉,正是侗族村寨傳承千百年的“侗款”互助傳統在發揮作用,村民自發分工、協同維護秩序,是傳統治理智慧的當代表達。其二,以文化陣地拓展治理場景。浙江寧海南溪村的“文化大院”模式頗具參考性,文化空間同時承擔村務協商、糾紛調解的功能,在文化互動中增進鄰裡信任,提升治理效能。其三,以文化實踐涵育文明鄉風。河南修武將鄉土文化元素融入村落環境改造與公共活動,在審美熏陶中培育文明風尚,實現了文化傳承與鄉風建設的雙向賦能。
3 在地文化的轉化與傳播
光明智庫:促使在地文化破圈並具備長期傳承價值,最應該抓住的核心是什麼?短視頻時代,如何通過內容、載體、場景等創新,讓一次次在地文化的“出圈”沉澱為特色文化資源,真正激活本土文脈的內生生命力?
劉京晶:流量熱點的傳播邏輯是奇觀化展示——外部視角發現地方文化中的“看點”,通過平台算法放大傳播,受眾是旁觀者和消費者。這種傳播中,文化主體是被展示的對象,不是傳播的參與者。一旦算法推薦轉移、受眾注意力轉移,熱度就自然消退。而具備長期傳承價值的在地文化傳播,其核心特質是文化主體獲得了表達和傳播的能力,實現了“自己說”。
比如貴州“村超”從2023年出圈后持續長紅,關鍵在於讓村民從“被展示對象”變為了傳播的主角:參賽隊伍、賽程安排、節目表演均由村民自發組織,十余萬群眾參與非遺節目表演和巡游。更值得注意的是,榕江縣系統開展新媒體電商人才培訓,孵化出上萬個村民自媒體賬號,內生傳播力被真正激活。當地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的是護航角色——提供保障但不越俎代庖。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榕江縣此前曾多次策劃賽事IP,均因缺乏文化內生動力和持續性而未能出圈。可見外部推力再猛,都不如文化主體自身的傳播力覺醒來得持久。
潮汕僑批文化的“破圈”則提供了另一種范式。僑批長期處於靜態展陳狀態,理解門檻高——手寫繁體字、夾雜方言、語境遙遠。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上映后引發觀影熱潮,讓僑批文化先完成了“情感共鳴”這一步﹔汕頭僑批文物館順勢升級打造寫批體驗區、家風場景區等沉浸式空間,讓觀眾從被感動走向參與體驗。這條“情感共鳴—場景體驗—日常浸潤”的傳播遞進路徑,核心邏輯是在降低文化理解門檻的同時,重建文化實踐的場景。
向勇: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真正能沉澱下來的內容,不能隻聚焦文化的外在形式,更要呈現文化背后的人與生活,回歸人的主體性。要培育本土創作者隊伍,用村民的視角講述鄉土故事,內容才具備持續的生命力。
載體創新層面,要從“單一短視頻”轉向“全鏈條IP生態”,延伸文化價值。圍繞在地文化的核心基因,構建IP化的多元載體,讓文化從屏幕走進日常生活。從核心價值理念出發,逐層延伸出故事內容、視覺符號、衍生產品與體驗場景。比如甘肅張家川的馬家塬西戎文化,沒有止步於博物館文物展示,而是延伸出數字人互動、文創周邊、研學課程,讓抽象的歷史文化轉化為可感知、可體驗、可消費的文化產品。
場景創新層面,要從“線上圍觀”轉向“線下在場”,將沉浸式體驗轉化為深層的地方依戀與文化認同。將線上流量引導至線下場景,打造主題節慶、研學營地、民俗體驗地等沉浸式文化空間,讓受眾從看客變為參與者。
沙垚:近年來,在資源相對薄弱的鄉村,依托在地文化優勢發展旅游產業,成為不少縣鄉的熱門選擇。我們看到,研學、民宿、沉浸式體驗等一系列新型和年輕化的業態紛紛落地,其中“節會”是一種重要的宣傳動員、造勢導流的方法,比如鄉村藝術節、鄉村音樂會等。可以看出,在地文化要從“短期出圈”走向“長效傳播”,關鍵在於堅持“內源型”發展。具體來說,一是走群眾路線。文化“長紅”不是靠外部策劃,而是群眾內生動力和自豪感的外溢。二是全民參與。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讓每個人都參與到通過新媒體平台點贊和宣傳家鄉文化的熱潮之中。
胡鈺:近些年我們重點調研了貴州榕江“村超”現象與廣東佛山“龍超”現象。它們都是在地文化傳播的現象級案例,具有突出的人民性與人情味。參與者都是當地普通民眾,充分展現了對民間傳承和習俗的熱愛,這種情緒可以很好地感染觀眾,形成數以萬計的自媒體傳播矩陣。
從傳播內容來看,整體呈現出積極向上的正向價值導向。在佛山的龍舟比賽中,“寧可煲爛,不可扒慢”的口號廣為傳播,代表了龍舟選手們奮勇爭先、敢拼敢沖的精神內核。在榕江“人民足球、干淨足球、快樂足球”的氛圍中,足球成了展示地方人民友愛與向上精神的鮮活載體。
這種自發性、情感性與在地性的高度統一,不僅強化了文化認同,更將抽象的精神價值轉化為可感可知的生活實踐與傳播內容。每個人都是參與者、講述者、內容再生產者,都在塑造集體記憶與價值共識,展示在地文化的形象與魅力。
4 在地文化保護與發展的制度構建
光明智庫:目前我國在地文化保護多依賴地方自發探索,缺乏統一、系統的制度體系。如何完善頂層設計,規范引導在地文化發展?
劉京晶:完善頂層設計首先需要解決保護對象的認定標准問題。可考慮建立“在地文化保護名錄”,與非遺保護體系並行互補,對處於瀕危狀態的方言、民俗、鄉土倫理等實施名錄管理,使軟性文脈保護進入由政府主導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在中央與地方的銜接機制上,2026年2月財政部、住建部聯合推進“傳統村落特色保護區”建設,為在地文化保護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架構:中央確定建設主題並安排補助資金,省級統籌跨省域資源配置,縣級政府承擔具體實施。地方層面也有值得關注的制度創新: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華僑歷史文化遺存保護條例》是全國首部此類省級地方性法規,從調查認定、名錄管理、分類保護到活化利用、保障監督,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制度鏈條,並強調以數字化平台推動遺存信息的採集與共享。
在保護與開發的平衡上,關鍵在於明確保護邊界與開發底線。可建立“負面清單”制度——明確在地文化開發中的禁止性行為,如不得以商業表演替代儀式本義、不得以獵奇視角展示民俗文化等﹔同時對合規的文化創新和傳播實踐給予政策激勵,如稅收優惠、品牌授權等,使保護有底線、創新有空間。
沙垚:在地文化保護不能隻靠財政投入,要以制度杠杆撬動社會資源。比如我們在江西浮梁推行的“鄉創特派員”制度,吸引企業家、創業者、社會工作者、藝術家、設計師等人才,經縣組織部門認定后,自帶項目落實到各村,作為鄉村“首席運營官”,發掘鄉村在地文化資源,轉化為面向市場的新產業新業態。這一制度嘗試解決人才下鄉難扎根、資源調配難統籌的問題,形成可持續的在地文化保護運營機制。同時,要以制度建設承接流量,做好配套。制度建設解決讓“網紅”變“長紅”的“底座”問題,包括旅游服務標准、應急響應機制、利益分配規則、質量監督體系等,將流量“洪流”變成“活水”。
胡鈺:必須將在地文化納入公共文化整體布局。第一,推動各個層面在地文化資源普查建檔,特別是對古村落、原生民俗、傳統技藝等進行系統梳理﹔設立長期性支持項目,建立在地文化傳習所、民俗展館、體驗空間等﹔建立在地文化建設評估制度和輿論引導制度,推動構建政府監管、群眾監督、行業自律的在地文化多元治理體系。
第二,加強在地文化保護教育。立足本地居民,培育青年傳承群體,鼓勵本地居民參與民俗展演、社區日常節慶等在地文化活動﹔將在地文化融入中小學課程,設計在地文化研學項目﹔依托數字手段建立在地文化資源庫,通過短視頻、線上雲展、沉浸式展演等進行廣泛傳播教育活動,實現在地文化的數字化全景呈現與全民共享。
第三,推動在地文化適度產業轉化。在保護在地文化真實性與本地居民主體性的基礎上,積極引入市場機制,實現在地文化的產業化,以市場收益反哺文化保護。劃分公益傳承與市場開發的清晰邊界,推出正向開發清單,重點鼓勵發展小體量非遺文創、輕量文旅、民俗體驗等新型文化業態,特別是在地文化主理人經濟,以文化熱愛者主導產業轉化。優先扶持本土小微工坊、鄉村文化合作社等在地文化建設平台,帶動本地居民通過在地文化開發進行就業,讓文化紅利留存鄉土。
向勇:要從豐富的地方實踐中提煉可復制的通用范式,納入制度化的考核與保障體系,最終形成“保護有標准、活化有路徑、傳承有動力”的可持續發展生態,讓在地文化保護從地方的“自選動作”變為“規定動作”,從“短期項目”升級為“長期事業”。
提煉可復制的活化范式,核心是區分“內容獨特性”與“方法通用性”,避免同質化。在地文化的魅力在於其地方獨特性,可復制的從來不是具體的文化內容,而是底層的工作機制與方法體系,可歸納為三個層面。一是基礎方法層,建立“資源普查—基因解碼—分類建檔”的標准化流程。國家層面可出台統一的在地文化基因庫建設指南,明確不同類型文化資源的普查標准與建檔規范,指導各地系統梳理本土文化家底,提煉核心文化基因。二是機制保障層,構建“政府引導、村社主體、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多元協同機制。浙江湖州窯裡“兒童友好藝術村”探索的“高校學術支持+地方政府配套+村集體主體+市場機構運營”模式,通過多方協同平衡公益性與市場化,這種協同邏輯具備較強的普適性。三是場景應用層,推出分類施策的活化路徑模板。結合各地資源稟賦與發展基礎,總結文旅融合型、社區治理型、產業賦能型、公共美育型四類活化模板,各地可按需適配、靈活調整,避免盲目跟風網紅模式。
與此同時,建立三級聯動的考核激勵體系。將在地文化保護納入各級考核體系,扭轉短期功利的發展導向。其一,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考核,調整“重場館建設、輕內容運營”的考核偏向,將在地文化資源保有量、活化利用率、村民參與度、傳承人才培育數量等設為核心指標。其二,納入鄉村振興實績考核,切實提高文化振興的考核權重,將在地文化保護、鄉風文明培育列為硬性指標。其三,納入文化強國建設地方評價體系,構建縣域文化生態評價指標,把在地文化保護與活化成效作為衡量地方文化建設水平的重要內容,引導地方樹立長期主義的文化保護理念。(記者 陳之殷 陳 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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